“新冠病毒对策分科会”于7月6日举行了首次会议。该分科会是取代以传染病专家为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的政府咨询组织。由于6月24日政府突然决定设置分科会，这一决定还遭到了执政党公明党的严厉批评，称“否定专家会议辜负了国民的信任和期待”。科学家应该如何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建议重新引发关注。被视为日本科学家代表机构的“日本学术会议”近日恰好发布了建议。日本学术会议认为，需要设置以医疗专家为中心的常设传染病防控委员会。

日本学术会议大楼（东京都港区）

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提供建议

日本学术会议的大规模传染病防控体制讨论分科会整理出了“关于设置传染病防控常设组织”的建议，并于7月3日公布。建议要求设置“传染病防控委员会”作为内阁府的常设咨询组织。委员会的职能包括，利用学术和专业知识为国民提供保健和医疗服务，以及讨论如何确保保健和医务人员等的安全，负责从公正中立的立场出发为制定必要的措施提供建议。

建议中列出的“传染病防控委员会”的任务非常多，共有17项，包括“阻止病毒进入国内、预防传染病流行、阻止感染扩散”、“确定感染者和患者、控制感染、掌握并预测国内外的流行情况”、“建立并强化病原体检测体制”、“有计划地储备医疗资源、提供传染病医疗服务及建立相关体制”、“保护保健和医务人员的安全、健康及福祉”、“开发、生产、储备诊断和治疗药物及疫苗”、“制定追溯感染源和感染途径的对策”等。另外还包括“保护国外疫情流行地的日本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包括提供保健和医疗相关的信息及物资，进行国外避难等）”。虽然是常设机构，但对咨询组织来说，其中一些任务可能过于繁重。

明确内阁与委员会的责任分工

日本政府为抗击新冠病毒于1月30日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在其下，主要由传染病专家组成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作为专业组织于2月14日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自成立以来，可以说一直与对策本部齐心协力开展工作。

然而，负责新冠病毒对策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6月24日突然宣布设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分科会”取代专家会议，理由是需要更广泛地展开讨论，但因决定得太过突然，西村大臣之后被迫进行了解释。由18人组成的分科会（会长由地区医疗功能推进机构理事长尾身茂担任）包括尾身会长在内，有8人是原专家会议的成员。其他新成员中有两人是未加入专家会议的经济学家，此外还包括各县知事、劳动团体高层、航空公司董事和新闻社董事等科学家以外的人物。分科会的首次会议于7月6日刚刚举行。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左）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分科会”，以及分科会会长尾身茂（7月3日，内阁府，图片取自日本政府公开的记者发布会视频）

日本学术会议建议，传染病防控委员会应由传染病公众卫生学、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其下可以设置专业部门，如有必要，还可以设置由经济、社会和法律领域的专家组成的部门，但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医学人士构成。这与现有的咨询组织，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分科会”大不相同。建议中写道：“内阁应根据传染病防控委员会提出的方案，通过政策判断来决定具体对策，内阁负责统一制定传染病对策”，这个建议似乎认为，通过与内阁明确责任分工，以科学家为主要成员的委员会才能从中立的立场出发提供正确的建议。

建议中还要求各都道府县也设置为知事提供建议的专家常设组织。并且成员也以医疗和保健领域的专业人士为主，“最好也是保健所所长、各个领域的传染病专家，以及医师会和主要医疗机构的代表等”。

日本的新冠病毒对策存在很多问题。“强化传染病对策机构的体制并增强其功能”被认为是针对这些对策的不完善提出的弥补建议。全球只有日本的PCR检测数量非常少，主要原因是各地方政府下设的保健所承担了过多的检测任务。建议中指出：“日本全国10%的保健所都是由1人兼任多个保健所的所长”， “当务之急是确保和培养负责保健所工作的人才，需要明确将其规定为国家和知事的责任”。

严厉批评政府的新冠病毒对策

担任日本学术会议“大规模传染病防控体制讨论分科会”委员长，负责整理建议的是弘前大学特任教授、公众卫生专业的秋叶澄伯教授。分科会成员大多都是医学和护理学领域的专家，也有法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传染病专家中只有东邦大学医学部教授馆田一博一人既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成员，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分科会”成员，其他成员全部是能够客观看待此前的新冠病毒对策的科学家，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建议中对日本政府的新冠病毒对策有很多严厉的批评。

例如，“没有建立超越设置主体按功能合作的医疗合作体制，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所需的全面医疗提供体制，包括对医务人员的支援等”，“传染病指定医疗机构和传染病合作医院的标准床位预测数量过少”，“发热专用门诊的人员不足”，“传染病对策中的保健所和地方卫生研究所的应对能力在质和量上都没达到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的水平”等。

“对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或危险传染病时，地方医疗类大学的职责，尤其是医学部的职责考虑得不充分”。这条内容被认为针对的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大学关闭了除附属医院以外的设施，本来有能力却没有进行PCR检测。

“餐饮店等中小业者实际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甚至破坏了生存基础。不可否认，《特别措施法》中没有关于停业损失补偿的规定造成的代价很大，因此迟迟没能出台救济措施”，“1月16日国内报告了首例病例，2月3日开始在钻石公主号游轮上对大量乘务员和乘客进行检疫，从时间上来看，只能说政府专家会议设置得太晚了”，“保留传染病委员会及其下设组织的讨论内容，以及决策过程的讨论记录是必需的”。这些内容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分科会”均不可能明言的。

建议也可能得不到执行

日本政府会如何对待此次的建议呢？《日本学术会议法》规定了日本学术会议的职能。其中规定，政府可就“尤其需要专业科学家讨论的重要政策”咨询日本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日本学术会议也可以就“在行政中体现科学政策”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劝告。但政府最后一次向日本学术会议进行咨询是在2007年。日本学术会议最后一次向政府提出劝告也已经是2010年的事。

政府下属的机构倒是有向日本学术会议提出过 “审议委托”，比如最近日本学术会议还针对体育厅长官铃木大地提出的对体育运动在新时代的存在方式的审议委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回答”， 但这些都不是法律规定事项。接到的“审议委托”一年最多也只有一次。此次的“建议”既不是针对“咨询”的“答复”，也不是针对“审议委托”的“回答”，而是日本学术会议单方面提出的，所以政府没有义务对此做出回应。日本学术会议精心提出的建议被应用于政策的可能性很小。

日文：小岩井忠道（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中文：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相关链接】

日本学术会议的建议“关于设立防控传染病的常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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