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进展迅速，而保育园编制不足造成的待托儿童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何在？日本社会至今仍被以往的“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分工的成功经验所束缚，仍然把育儿看作是“个人的问题”、“母亲的责任”。作者警示，长此以往，日本不但无法阻止少子老龄化进程，还将陷入无子老龄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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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儿童”（需要进入保育园，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原因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空位的0～6岁儿童——译注）现象成为社会问题，保育园设施的完善和扩充是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开始，才作为政策性研究课题而列入议事日程的。此后，历代政权都倡导消灭“待机儿童”，地方政府也在为此不遗余力地努力，但“待机儿童”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少子化进展迅速，地方保育园编制不足问题日趋严重，已陆续出现一些保育园停办的情况。近15年间，每年有大约500所中小学校停办。日本出生人口数量2016年首次降至100万人以下，2017年进一步减少到94.6万人。据最新统计，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量降至92.1万人，创历史最低。尽管如此，“待机儿童”依然没有消失，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待机儿童”只集中出现在部分地区。究其原因，其中包含多方面因素。

第一，由于人手短缺，女性的工作范围扩大，在职女性人数增加。产后继续工作的女性呈增长趋势，即使因生产暂时辞职，在子女年幼时考虑再就业的女性也在增加。

第二，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年轻一代的收入显然有所减少。虽然人们总是被告知“收入正在增加”，但这只不过是收入减少触底后最近几年开始反弹而已，远不及90年代的水平。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而言，妻子的收入变得必不可少。

第三，晚婚晚育现象越来越普遍，等子女长大后再就业，妻子的年龄已30过半，甚至40出头，这样的年龄再就业的难度将必然增加。因此，她们无法等到子女长大后再出去工作。这与上述尽早再就业趋势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

第四，保育园开办得越多，新的需求就越被发掘出来。住家附近若建起一座保育园，就更便于把孩子送去托管，自己外出工作。这样一来，此前不知何去何从的母亲就会考虑“把孩子送进保育园后外出工作”。这是因为社会上人手短缺，在城镇地区只要能找到托管孩子的地方，工作岗位比比皆是。

第五，工作岗位和人口的分布不均衡。不仅是地方，城市周边地带年轻人也开始减少，年轻人逐渐集中居住在通勤方便的市中心。在日本全国面临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首都圈尤其是东京23区，由于年轻人的涌入，人口正在增加。因此，尽管东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译注）居全国最低水平，但儿童数量却在增加。

另外，在人口减少的地区，其减少方式也不正常。譬如在整个关西地区，大阪府的人口也在减少，而只有大阪市由于新建高层公寓的热潮，人口却在增加。而且市中心地价高，很难新建保育所。换言之，正是这种毫无规划的城市开发导致“待机儿童”问题日益严重。

第六，保育员短缺。保育员短缺现象存在于女性工作岗位较多的城镇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与其他工作相比，保育员的工作在吸引力、工作价值和待遇等方面并没有优势，没有必要特意选择保育员作为职业。保育员的待遇要低于以雇佣者身份工作的女性的平均收入，而且其工作条件也不理想，由于孩子受伤、与家长的关系及人手短缺等问题，保育员通常需要长时间工作。最近，有关部门正在努力提高劳务费，如给保育员发放工资性津贴等，然而部分法人却是仅由理事长和园长等管理层独享津贴，并未将之分配到保育员。

此外，在“待机儿童”较多且具备财政实力的城市，政府甚至还采取追加劳务费和发放住房补贴的方式从全国招募保育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做法会进一步导致年轻女性从地方流失，向城市集中，对人口均衡分布造成破坏。

第七，保育员长时间工作的现象之所以容易出现，是因为家长相应地也要长时间工作。最近在日本，“女性的活跃”与“劳动方式改革”常被提及，但结果是单职工时代男性的工作方式（妻子作为全职主妇，承担全部家务和育儿责任）依旧是标准工作方式。

只有极少数父母（包括男女双方）有条件做到工作育儿两不误。

事实上，在“天使计划”实施后，保育园才开始着手完善自身制度，以对应全职雇佣者的工作时间。此前保育园下午5点下班，以在职人员的身份全天工作的父母无法将孩子托管后安心工作。只有在保育园之外还拥有其他保育资源，如雇佣保育园之后的临时保姆（双重保育）或能够得到祖父母的帮助，女性才有可能在产后继续工作。

进入本世纪后，延长保育时间及针对患病儿童的保育等措施开始实施，父母们总算可以把孩子送进保育园后进行全职工作了。为何到90年代为止，保育园的设施迟迟得不到完善呢？

其原因在于日本社会的成功经验，日本社会在性别职业分工和单职工家庭的模式下获得了长足发展。近在“天使计划”开始实施的15年前，即1979年，自民党出版了一套《日本型福祉社会》的研究丛书。书中写道，通过全职主妇承担护理和育儿工作，将日本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用控制在较低水平，甚至表示，“如果保育园开办得有工作岗位那么多，国家就破产了”。

仅10年后的1989年，日本的出生率就降至1.57，低于1966年的1.58，引发了被称为“1.57冲击”的轩然大波。然而，此后日本社会依然受以往成功经验的束缚，单职工社会的价值观陈旧，劳动方式改革停滞不前，出生率持续低下，2005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1.26。此后多少呈现出恢复趋势，但出生人数减少的势头始终没有得到抑制。30年已逝，少子化政策总是零敲碎打，始终未见有根本对策出台。事实上，“待机儿童”问题仅仅依靠保育园去解决是不切实际的。需要改变育儿环境以及社会整体结构，如改革产假制度与成人劳动方式等。

高楼林立的大阪（照片/客观日本编辑部）

少子化进展越来越迅速，“待机儿童”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不仅如此，政府还提出从2019年起实施教育无偿化的方针。这一方针恐怕会进一步发掘人们对保育的需求，从而增加“待机儿童”。为了在选举中做宣传，运用小聪明提出细枝末节的措施，有可能使事态趋于恶化。而且，将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非法保育所作为无偿化的对象，恐将威胁到儿童的安全与生命（现实中，保育所陆续发生儿童死亡事故）。

日本社会少子化进展迅速的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庞大的“团块2代”（1971～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译注）及“后团块2代”（在被称为“团块2代”的一代人后，即1975～1979年出生的人——译注）的未婚率上升。企业为了生存下去，裁减正式员工人数，导致年轻人的非正式雇佣愈演愈烈。年轻人的工作不稳定，收入又很低，他们怎么能安心养育子女呢？

位于东京都内的某团地住宅，不管平日还是周末节假日都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
(照片/客观日本编辑部）

最近由于人手短缺，年轻人的就业形势良好，人们彻底忘记了日本“失去的20年”同时也是以牺牲年轻人为代价，进一步推进少子化的时代。应尽早为年轻人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得到稳定的工作，让那些希望养育子女的人能够安心结婚和生产。

只有对如何形成有利于育儿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采取具有连贯性的综合育儿措施，才有可能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如今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甚至连日本社会的存续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尚不知日本育儿支援措施的决策者在何方的情况下，不用说采取措施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就连日本的未来也是一团迷雾，如今我们正在步入这样的时代。

作者 前田正子
本文转载自日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