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新冠疫情催生“网咖难民”四处漂泊,年轻人亦在其列

2020年10月22日 衣食住行

疫情扩大使经济承压,“生活弱者”受到极大波及。其中,网咖被要求临时停业,众多网咖难民被迫搬离,面对着随时会无家可归和无工可做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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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餐派发会上排队领衣服的人群(TENOHASI提供)

“暴风雨已至”

NPO法人TENOHASI主要为东京池袋一带无家可归的流浪群体提供支援。主要活动除了每2周做1次“爱心餐”(一般是现场做饭分发,但现在出于防疫需要,改为发放盒饭)和生活咨询之外,每周三晚还有“夜巡”,四处寻访流浪汉后,给他们分发饭团和手册。

本来流浪群体已经呈现减少倾向了,不料“今年3月狂风暴雨突然袭来”——代表理事清野坚司(58岁)回忆道。随着疫情的升级,经济活动停摆。来领“爱心餐”的人从3月开始增加,到了4月,1次就超过200人,到了5月,1次更是达到了260人。前来咨询的人次从4月到6月中旬累积有80人次。是上年同期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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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OHASI代表理事清野坚司(笔者提供)

除了上年纪的流浪汉之外,“以前从没来领过爱心餐的年轻网咖难民也开始前来排队了。”清野很是震惊。除了因以建筑业为主的日结和临时派遣的工作骤减而致贫的人变多了之外,4月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网咖也成为了临时停业的对象(东京都6月11日解除),给原本就不乐观的事态雪上加霜。因为“网咖居民”不得不暂别自己的寄居之所。

6月27日,记者来到东池袋中央公园的爱心餐领取处,开饭时间是下午6点,但从开饭前1个多小时起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人群中确实三三两两地见到了模样大致二三十来岁的年轻男性和女性。很多人排了2次大长队,就为多领1次盒饭,然后左右开弓高兴地提着盒饭袋子回家去。咨询处和针灸处也是一片盛况。

最近前来咨询的1名男性蜗居在网咖,干的工作是把回收的旧家电装进发往东南亚的集装箱。2月的时候,雇主告诉他“1天1万日元,每周来3次”,但到了3月,就减少成“每周1次”了。因为日本疫情升级后,进口国的检疫也严格了不少,经济也开始下滑。同时还干着的另一份建设工地的工作也突然无活可干,5月的月收入一下子缩水到6.5万日元。

临时的容身之处

网咖难民靠做日结或临时派遣等不稳定的工作赚取微薄的报酬,蜗居在平均每天收费2000日元、24小时营业的廉价网咖。据推算,光东京都内就有4000人,网咖临时停业后,被迫搬离的部分网咖难民则搬到了东京都4月起征用的“兜底”商务酒店里。据东京都的数据,目前共有约1200人次享受过这种“兜底”政策。

6月24日,记者跟随志愿者“夜巡”进行了实地观察,在东池袋周边的公园和过街天桥台阶下等不太引人注意的昏暗处发现了16名流浪汉的踪影,不过其中年轻人只有1人。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但似乎确实有相当大部分网咖难民暂时免于露宿街头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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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做回收家电和工地工作的那位男性也入驻了丰岛区的免费商务酒店。他从月收入中拿出1天2000日元左右的预算就能搞定伙食、到工地的交通费、找日结工不可或缺的手机话费,也是得益于住宿没有花钱。

但是,像他这样勉强有少量收入的贫困户,免费酒店也只能住到7月1日。之后又该去何去何从呢?

政府补贴的局限性

政府征用的酒店充其量只是个临时的落脚点,没法用酒店地址登记住民票。特别定额给付金(每人10万日元)和住宅确保给付金等政府补贴的发放前提是在“住民基本台账”上有登记信息,而他们没法登记,于是就拿不到这类补贴,“政府补贴并没有送到最需要的人群手里。”TENOHASI的清野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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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咖用户(人物与本文无关,图片:时事社)

10万日元给付金的资料申请期限,东京都内是到8月下旬。在那之前能够靠自己租到公寓自立生活的人究竟能有多少?

工作环境也差。据说按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为防止新冠疫情扩大而被迫临时停工的企业,将给员工支付60%以上的停工补贴,然而没有正式编制的派遣工和日结工往往拿不到这一补贴。

熟悉劳动问题的猪股正律师称:“对于早就计划好的工作,如果用工单位中途说‘没有工作,可以不用来了’的话,是有责任向派遣公司支付一笔相应金额的。而派遣员工的停工补贴应该从这里出。”

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截止到6月26日,受疫情影响被解雇的非正规雇佣者可能达到9009人。这一人数涨幅巨大,是5月29日调查开始日的3.8倍。派遣合同大多是以3个月为单位,6月末正好赶上合同期结束,后续没有新的工作,就造成了失业者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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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障碍

东京都内的征用酒店,部分入住者已经到了入住期限,今后不得不分批退房。贫困户是回到网咖,还是连住网咖的钱都没有,不得不露宿街头?清野说:“就算要等复工,以现在的状况来看,感觉也是遥遥无期。目前无法回到网咖,只有申请低保去租公寓,同时花时间找工作这一条路。”他一直在为帮助贫困户申请低保而奔忙。

不过这种尝试也不太容易。

申请低保会有一个“扶养核查”的手续,就是调查申请人的亲属是否具备扶养能力。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会将其申请低保一事告知给其在老家的亲属。很多申请人的心理是“申请低保的都是些懒人。自己不想变成那样的人”,他们会有心理障碍,不想让父母知道。特别是网咖难民中很多人都是“有故事”才离开老家的,这种心理就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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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OHASI咨询处(Koishi Kazuo提供)

有位40后单身女性,之前住网咖,是物流相关单位的派遣员工。4月后工作变少走投无路,几经周折才终于住进了都政府的征用住宅。现在快到入住期限了,她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申请低保。本来她离开父母膝下流落网咖的原因就是“与家人闹翻了”,所以她极其不愿意自己的窘境被家人知晓。

为了照顾咨询者的情绪,TENOHASI咨询员会告诉他们:“如果是处于虐待之类的原因,那肯定是可以跳过亲属核查这一步”。如果没有心理虐待的话,则会陪咨询者一起去申请窗口,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新冠疫情的兜底政策

另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社会对低保户的态度非常严苛,大众会有“拿我们交的税去养不工作的闲人”的想法,社会投向低保户的目光也是冰冷的。

京都市区政府有低保办理经验的遗产及护理咨询师小笹美和说:“外人是很难看出来的,实际上有些人是生病了没法去工作,也有人自己不想领低保想出去找活干,却找不到活干。”但由于那些“真的只有一小撮”的骗低保的存在,让世人容易对低保户产生偏见。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预计还会有第2波疫情袭来,必然会对更多人的就业产生影响。“派遣的临时员工大概率将首当其冲,而且没人能保证在大企业就不会被裁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变成怎样一种让人没法去工作的环境,但我又有很强的预感,这个危机随时会降临。低保作为兜底政策真的是很有必要,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吧。”小笹美和如是说。

【用语解说】“什么是网咖难民”
失去住房,只能半蜗居于廉价网咖的人群,被称为网咖难民。其背后的成因是经济状况恶化导致收入减少,或是由于家庭内部矛盾不得不离家远走。他们很多人都是做日结和派遣的临时工、或打零工,是“贫富分化社会”的象征。网咖里有完善的网络环境,也有淋浴室,但每个人的空间只有小小的2平米。每个机位是隔间结构,飞沫传播比较容易,因此为了防止新冠疫情扩大,4月日本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后,网咖也属于被要求暂停营业的对象。

作者:持田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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