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日本部分民众从3月末开始，便自觉不去外面就餐，进入4月以来，日本政府更是将要请餐饮店暂停营业的通知，扩大到全国范围。很多老店、小店、夫妻店仅关店一周便撑不下去，要么裁员，要么转让，要么“顶风”继续营业。毕竟，政府只是要请，并非强制，是否停业全在店主的个人判断。
话虽如此，截至4月20日，大阪府的热线就已经接到了640多个举报电话，举报内容的多数是某某餐厅、某某饭店还在营业。
大阪府吹田市的一家西餐厅，只停业一周便面临破产，店主只好在网站上宣布恢复营业，此后接连收到各种指责的电话和邮件，精神上大受打击。
福冈市南区的一家老店——鳗鱼黑田屋发生了一起具有时代特色、时期特色的挟持人质案。黑田屋是个四层小楼，从大牟田线大桥站北口一出来就能看见。一楼和二楼是店铺，三楼和四楼住着店主一家四口。由于经营困难、食客骤减以及个人原因，店里最近刚刚解雇了一名35岁的男性渡边。
4月21日早上8点半，店主正在做开店前的准备工作，渡边就手持尖刀冲上了三楼，挟持店主的两个女儿，要求跟店主“说说清楚”。经过6个多小时的对峙，警方最终说服了渡边，店主夫妇及两个女儿也所幸没有明显的外伤。
如果不是疫情导致各地政府要请停业，渡边大概还有望找到新的工作，然而在看不到前景的现在，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就成了他疲惫生活的选择。
响应政府要请，自主停业，的确是店主的社会责任，然而店铺的存亡与生活的维系也是店主的个人负担。东京都涩谷的一家颇有格调的烤肉店的门口，放着一张看板，上面写着“助けてください”。这句话可以是“帮帮我吧”，也可以是“救救我吧”。走过的路过的似乎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视而不见残忍拒绝，要么摘下口罩进去就餐。
种种新闻与见闻，让笔者不由地担心起了那家小小的乌冬店，位于池袋乱步路上的“赞岐乌冬”。
店里的桌子是老式学校食堂那种，长长的三条，一条面墙而坐，两条大家对着脸排排坐，一个挨着一个。店主兼大厨兼跑堂的都是一位叫河野的70多岁的先生。
河野先生是“乌冬一筋”，年轻时开店一直干到现在，所以店内依旧保持着开店最初时的风格，非常之昭和，空气里流淌的是收音机里的广播和演歌。现在在日本还肯听收音机的人也是不多了。
面是手擀的，根据上面添加的小菜而设定了不同的价格。放牛肉的就是牛肉乌冬，价格最贵，550日元；放温泉鸡蛋的就是温玉乌冬，500日元；放裙带菜的就是裙带菜乌冬，也是500日元。最便宜的是素乌冬，400日元。也可以另外加钱加料。
汤是用片口鰯的小鱼干熬出来的，由濑户内海伊吹岛上的渔师捕捞后活着送达店里，再由河野先生一条小鱼一条小鱼的摘清洗净，做成鱼干、熬成面汤。熬汤剩下的鱼渣，用手一团，再用油锅一炸，补钙最佳，一团只要30日元。
河野先生惜字如金，与客人的问答极为简洁，也几乎不走出那个一字型厨房。看到客人进门，他就点头示意，说声“来了啊”，让客人自己去厨房跟他点餐，同时付款。客人吃完了，也要自己把筷子扔到垃圾桶里，把空碗放到指定的地方。他会再次点头，道一声“斯密麻森”（译注：不好意思），就仿佛说了 “阿里嘎到”（ 译注：谢谢）便会输了一般。
因为距离立教大学比较近，价格又便宜，所以常有一些外地来的苦寒学生到这里吃午饭。对于持学生证的大学生，除了牛肉乌冬外全部有折扣。这其中有一个极为朴素的逻辑，“既然你吃得起550一碗的牛肉乌冬，就算不得穷学生，当然不需要打折了。”
笔者与河野先生，说起来，还是“有过节”的。有一日，笔者点了一碗牛肉乌冬后，又追加了一份牛肉，不料眼馋肚子小，到底是剩下了。改日专门饿着肚子去，誓要吃完一碗牛肉乌冬加牛肉，结果被河野先生不客气地拒绝了。“不能加，浪费”。
不剩饭，不浪费钱，是河野先生不容触犯的底线！
在疫情初期，河野先生的话，似乎多了那么一点点。看到常客来店，除了一句“来了啊”，还会再加一句，“还在上班吗”。当听到肯定的回答时，他会笑一笑，“真挺好”。
这是一个老派男人，能站着就不躺下，停止工作就意味着停止战斗。
如今，立教大学都停课闭校近两个月了，“赞岐乌冬”的近况如何呢？
远远的，笔者就看到店门口竖着一块小白板，不由地心里一紧，待走近一瞧，又是心头一热。
小白板上写着，“好消息，房东出于好心，疫情期间降低房租，我也想将这份好心与大家分享，每周一全品一律便宜50日元，到6月末为止。”——好心与善意，形成了一个正面的连锁反应。
我们都是被迫冬眠的小兽，待到天下大安，还是要走出巢穴，大吃四方的。
供稿： 庄舟
编辑修改 JST 客观日本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