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大社里的鹿、熊野神社里的乌鸦、稻荷神社里的狐，都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宗教符号。
稻荷神社在日本各地皆有，公园、小巷、甚至是某大公司的天台上。因此，红色鸟居和狐的配套最为多见。据统计，日本的三万多家稻荷神社里，都有狐的石像或铜像，而且嘴里往往都衔着东西，比较常见的是稻穗、钥匙、宝玉和书卷。
稻穗象征着五谷丰登，钥匙和宝玉象征着稻荷神的御灵，另有一说是象征着天与地、阴与阳的万物创世之理。书卷则象征着民间对上天的请愿书。
古代日本人认为，凡人直接向神寻求帮助是大不敬，需要一种灵兽做人与神的信使，把人的愿望转达给神。而狐的尾巴呢，看上去就像金黄色的稻穗一样，所有能与稻荷神相通。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兴起，日本还出现了神佛习合的现象，也叫神佛合一。稻荷神被当成是印度密教里的荼枳尼天，其习性与狐相似，其座骑又恰是一只白狐。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公式，稻荷神约等于荼枳尼天，荼枳尼天约等于狐，稻荷神也就约等于狐了。
到了江户中期，稻荷神的信仰越发隆盛，商人把他当做“买卖神”，武士们把他当做“镇屋神”，农民们把他当作“部落神”，稻荷神社也从此遍布日本大街小巷，狐假神威得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拜狐现象并非日本独有。中国在唐代也流行过天狐信仰，认为天狐“奉天职”，可以出入天庭，属于“天上神”。到了清代，狐仙信仰和狐仙崇拜在千余年来的承袭中到达了巅峰，关于狐仙信仰的文字记录颇多。
康熙年间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乾隆后期有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乐钧的《耳食录》，光绪年间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李庆辰的《醉茶志怪》等不胜枚举，三百年间狐仙之谈不绝于书。
创作离不开生活，小说是研究民俗的重要史料和依据。清代狐仙信仰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地大建祠庙进行祀奉。所谓“南方多鬼，北方多狐”，以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地最盛。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的都总管庙就是狐仙庙，所祀的“狐总管”乃是全国狐仙之首。
不仅民间，就连官署里也开始堂而皇之地供奉起了狐仙。《遁斋偶笔》中记“大同学使院设酒果以祀”；《新齐谐》中记“严秉介作云南禄劝县，县署东偏有屋三间，封锁甚严。相处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庸庵笔记》中记“宁绍台道署署后有小屋供财神，其旁塑白发而坐者三人，询之旧吏，乃云狐也”；《客窗闲话》中记“浙人章生，应台湾省之聘，见岑楼三间，为狐仙供奉之所。”
据说，这清代官署供狐仙，是有其特殊目的的，或借狐仙法力看守文书，或借狐仙法力以守官印。
中国的狐仙也有派别。冯梦龙的《平妖传》、唐人戴孚的《广异记》、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清人梓华生的《昔柳摭谈》里都谈到，“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
男狐呢，则偏爱姓“胡”。钱钟书将狐仙之嗜读好学的特色，称之为“胡氏家风”。日本民俗学者吉野裕子也曾在著作《神秘的狐狸》里，提到日本《提醒纪谈》中有两只学者狐狸——幸庵和蜕庵。幸庵常以佛理教谕他人；蜕庵善占卜，知吉凶祸福及将来之事。这些日本的学者狐狸皆源自中国的“胡博士”。
至于日本民间的拜狐现象，与唐朝以来的中国民俗有多大关联，这许多年来也很难正本清源。更有传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就是由从中国大陆到日本的“渡来民”，也就是移民秦氏一脉创建，日本自此便开始拜狐。
供稿： 庄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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