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末年到昭和初期，东京都北区的田端，便如同艺术家的“梁山泊”一样，汇居了一大批有梦为马的年轻人。
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的名字横扫日本文坛、艺术界。包括作家芥川龙之介、室生犀星、菊池宽，思想家冈仓天心，画家竹久梦二、小穴隆一等。如今，名士风流已随雨打风吹去，原址上只余下一座田端文士村纪念馆。
自10月1日开始，田端文士村纪念馆举办《芥川龙之介的生与死》展，《上海游记》开头部分的6页手稿，是本次展览的重点。
芥川龙之介，中国读者对他最为熟悉的，大概是充满了妖气、狂气的《罗生门》与《地狱变》。而他最感兴趣的，则是中国的唐传奇和清志怪小说。在生涯140多篇作品里，有12篇都改自中国的怪谈，很擅长中为和用，旧说新写。
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海外观察员的身份，前往上海，用了一百二十余日，游历了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大同、天津、沈阳等地，目睹了“老大国”步入民国阶段的第一个十年的现状，包括政治、文化、经济、风俗……并将自己的所遇所思所感，写成了一本《上海游记》。
大概笔者最近与芥川龙之介有缘。在观览过《芥川龙之介的生与死》后，11月27日，又受邀参加了NHK放送中心的试映会，观看了《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NHK电视台用8K影像还原了100年前的中国“魔都”。其实就连“魔都”这个叫法，也是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上海游记——《魔都》而来。
本次拍摄的绝大部分是在中国完成，剧组里有180名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占到了9成。影片制作讲究，负责配乐的稻本响，使用的是100前的钢琴；扮演芥川龙之介的松田龙平穿着的西装，是拓植伊佐夫按照100年前的缝纫法制成。
影片，从他抵达上海后下船的那一刻开始，黄包车司机如同抢匪，卖花的老太婆贪得无厌。芥川龙之介难掩失望。“现代中国有什么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了吗？特别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有一件值得夸耀的作品吗？国民不分老幼却都在高唱太平盛世。诚然，在年轻国民当中也许能看到一点活力。然而，他们的声音纵然能在全体国民胸中回响，事实上也缺乏巨大的热情。我不爱中国了，即使想爱也不能爱。”
他眼中的城隍庙是病态的绿色池塘，“那隆隆作响、斜着注入池塘的一股尿，是帝国没落的辛辣可怖的象征”。他从前读中国小说，看到不少浪荡子或神仙装扮成乞丐的样子，但现实看到的中国乞丐，“却浪漫的叫人退避三舍，膝盖上的肉腐烂得像剥开的石榴”。
电影对《上海游记》里的场景和出场人物还原度极高。比如扮演《玉堂春》里苏三的名角绿牡丹，脸部妆容都没有褪去，“就将那漂亮的衣袖一抖，用手指擤了一泡鼻涕，摔在了地板上。”据说这位绿牡丹，其实是年轻时的白牡丹荀慧生。
比如章太炎那双如线一般的细眼，蜡黄蜡黄的脸，和稀稀拉拉少得可怜的胡须，以及客厅里高悬着的一个鳄鱼标本。再比如大清遗臣郑孝胥，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甘于清贫，却住着三层楼房，坐拥竹林香花，就连笔者也生了芥川之叹。“这样的一种清贫，我任何时候都甘于接受。”
还有“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里见到的书寓先生——爱春、时鸿、洛娥、天竺和林黛玉。芥川龙之介看南国美人，偏爱耳朵，甚至“对中国女人的耳朵颇怀敬意”。因为日本人的耳朵太平板，肉厚者居多，像长在木头上的蘑菇，常藏身于涂抹了发油的鬓发后面，而中国女子的耳朵是处在春风吹拂下的。
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的上海之行，不仅仅让他认识到了彼时在混乱、变革中挣扎的民国，也改变了他对日本的看法，甚至萌生了一些反战的意识。尤其是章太炎的一番谈话。
章太炎告诉他，自己最讨厌的日本人，是那个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桃太郎。“我最讨厌的日本人，是桃太郎，他联合鸡、狗、猴子去攻占邻岛——鬼之岛，难道邻岛上的鬼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吗？他们安居乐业，热爱和平……”这真是令芥川龙之介诧异不已。
电影里没介绍的是，芥川龙之介在章太炎的启发下，于归国后的1924年，发挥旧说新写的特长，发表了小说《桃太郎》。
桃太郎号令狗、猴、山鸡这三个随从，闯入了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鬼之岛。“那里椰林耸立，极乐鸟婉啭，是一片美丽的大自然乐土。生活在这片乐土上的鬼们当然也是爱好和平的鬼。”桃太郎见鬼便杀，狗见鬼便咬，山鸡见到鬼的孩子便用尖锐的喙戳死，猴子见到鬼的女人们，在绞杀之前总要先凌辱一番。
一切都仿佛是日后侵华战争的预言与写照。把书房命名为“我鬼窟”的芥川龙之介，或许一早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鬼子。
电影，结束于李汉俊的死讯传来。《桃太郎》，结束于鬼的不肯屈服，他们在柔美的月光下计划着如何复兴鬼之岛。芥川龙之介，结束于1927年7月的服药自杀，死时还穿着在上海买的布料制成的浴衣。
供稿 庄舟
编辑修改 JST 客观日本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