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笔者在东京近郊某个10万余人口的城市担任了“住宅和土地统计调查”的统计调查员，这项工作是日本政府委托各县政府（相当于中国的省政府）实施的。这是每5年实施一次的全国性调查，主要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掌握日本的住宅以及其中居住的家庭、家庭所拥有的土地等情况。笔者负责该市的3个调查地点，向150户家庭发放了调查问卷，对其中51户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家庭的“住宅和土地” 进行了实际情况调查。调查期间，由于对象公寓的居民白天经常不在家，所以要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挨家挨户走访，有时一家要去五六趟，整个过程十分辛苦。

这项“住宅与土地统计调查”，在日本全国有超过15万名与笔者一样的调查员，为了掌握准确的情况而奔波在各家各户。当然，基本不登门、只提交收回的调查问卷的调查员也并非不存在，但大部分调查员还都是认真调查的。一直以来，正是这种踏踏实实的努力支撑着人们对日本的调查统计数据准确性的信任。

然而最近，作为日本经济政策决策基础的“基础统计”项目被曝光没有按照规定的方式实施调查，政府数据的准确性受到了质疑。日本经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在国内外一直都是受到公认的，正因为如此，统计失实问题严重动摇了对日本的信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经济政策一直强调“日本经济已摆脱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状态，正保持稳步增长”，现在，这项经济政策是否真的卓有成效也受到了质疑。

2018年12月，日本厚生劳动省为了掌握劳动者的薪资情况而实施的“每月勤劳统计调查”的调查方法被发现存在严重缺陷，由此暴露出了“基础统计”失实的问题。这项调查以日本全国约3.3万家企业为对象。按照规定，对员工数量5名以上、500人以下的企业采取抽查方式即可，而员工数量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则要全面调查，在东京都，员工数量达到500人以上的大企业有1400家，但实际只抽样调查了其中的约500家企业。

处于漩涡中的日本厚生劳动省

现已查明，这种抽样调查从2004年就开始了，但至于为何开始采用这种违规的调查方式，厚生劳动省和东京都的回答各执一词。厚生劳动省认为是“应东京都的要求，减少了工作量”，但东京都反驳称“没有提出过那种要求”等，事情的真相还隐藏在迷雾中。

由于擅自改为抽样调查，高薪企业较多的东京都内大企业的数据减少，导致统计得到的平均工资低于实际数字。

其影响非常大。由于向失业人员、休产假人员以及因工受伤或患病的人员支付的各种保险金额是按照这个数字的一定比例支付的，所以政府实际少支付了相应的金额。现已确认约有2000万人因此蒙受经济损失。

厚生劳动省决定对因此而少发的保险进行补发，针对目前正在领相关保险金的人，失业保险从3月开始补发，工伤保险从5月开始补发，而针对以前领相关保险金的人，失业保险从11月开始补发，工伤保险从9月开始补发。不过，这2000万人中，有1000万人因搬家等已经无法联系到，所以事情究竟何时才能完全解决还没有头绪。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从2018年1月开始，厚生劳动省对该统计结果进行了“修正”，将这三分之一企业的统计数字虚增了3倍，使之看起来像是实施了全面调查一样，并在隐瞒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公布了修改过的数据。通过“修正”，工资水平突然比前一年升高，尤其是2018年6月，工资同比增长3.3％，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纷纷对此询问缘由。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这些欺骗行为接连被曝光，但厚生劳动省几乎没有表现出认真的反省意识和谢罪意识。据悉，从开始造假的2004年到现在，负责“每月勤劳统计”的部门的主管（课长）共换了8任。第一任课长称，从全面调查切换为抽样调查时，“没有意识到会导致如此重大事态的变更”，第二任至第五任课长则回答说，没有进行交接，甚至都不知道改变调查方法的这个事实。第六任课长注意到了问题，但没有公开，只是删除了公告中提及更改调查方法的文件，替前任隐匿了证据。

另外，这些课长的上司——历任政策统括官也是要么不知道事实，要么知道也没意识到是违反法律的重大事件。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在日本最近二十多年持续推进的预算削减措施中，针对非常不起眼且不会帮政治家拉到选票的“统计”的预算明显减少，专业统计调查员被大幅削减。最近10年，日本负责统计的职员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总务省的数据显示，2009年4月从事统计工作的职员数量为3916人，此后逐年减少，到2016年已经减至1891人。虽然在后来的调整中增加了一些，但2018年也只有1940人。

除了具备专业知识的调查员短缺之外，因预算被削减，没有足够的人力用于调查，这些原因也导致相关部门偷工减料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

这种倾向在厚生劳动省最为严重，不过也波及到了其他省厅。问题曝光后，总务省实施了紧急调查，结果发现，合计有7个省厅的23个统计项目存在统计方法有误和造假的现象。

作为官僚主义的弊端，此前被指出过“因循守旧”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此次的丑闻应该可以说以最坏的形式体现出了这种弊端。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在2月上旬开始的国会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本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和首相秘书官认为统计数字太低，而进行了“口头干预”，之后数字被上调。

针对此次的造假事件，日本统计学会1月下旬发表声明称，“明显违反了法律，严重损害了公共统计的可靠性”，要求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日本从明治时代奠定现代统计基础的是后来担任日本首相、并且创办了早稻田大学的大隈重信。大隈在制定外交、内政、财政、教育等各项政策的过程中，着眼于统计的重要性，设置了统计院并担任负责人。大隈为了把江户时代基于俸禄的年贡制度改为基于土地价格的税收制，推进了地租改正，还推动建立了会计检查院。为掌握日本国民的整体情况，还实施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明治时代以后，日本的农业统计数字就非常详细，为日本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提供了依据。

“统计”是国家制定重要政策的基础，所以，是时候回归原点认真讨论重新构筑统计规则的时候了。

附录 ▽厚生劳动省“每月勤劳统计”造假经过（根据共同社和各媒体报道及表格制作）

【每月勤劳统计调查】为及时掌握薪资、工作时间及就业变化的动向，由厚生劳动省每月通过各县级政府实施的调查并公布。调查项目包括人均基本工资和加班费等，还会计算包括物价影响在内的实际薪资。调查对象为雇佣5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合计对日本全国约3.3万家企业实施调查。每月上旬发布速报值，下旬发布确定值。除失业补助和工伤补助外，调查数据还被用于日本内阁府的景气动向指数等广泛领域。

文/表格 泷川进
翻译・编辑修改 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