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柯隆于10月4日在东京都内发表演讲：要想让快速减速的中国经济实现V字型复苏，需要改善制定政策的过程和机制。另外他还重新强调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即中国应该把中美贸易战作为推进制度改革的外部压力有效利用。

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主办的 “中国的政策决策机制” 论坛会场

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

在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主办的 “中国的政策决策机制” 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柯隆9月份刚刚在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发行的杂志上刊发了同名论文。在演讲中，柯隆根据论文的内容，首先详细解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何会出现减速。柯隆尤其重视政策的决策机制，他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在2017年展开激烈辩论的内容。

当时，林毅夫教授以战后日本的钢铁政策和汽车政策取得成功为例，认为“中国也应该实施与日本相同的产业政策”，但张维迎教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产业的发展应该交给企业和产业”。对于这场辩论，柯隆的看法是：“在讨论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实施产业政策的前提”。柯隆指出了以产业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历代“国民经济五年规划”的主角全部是政府而非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即“规划虽然实施了，但基本没有验证过目标是否达成”。

正在回答与会者提问的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柯隆（右）

智库的作用也有问题

柯隆还批评了智库在决定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也成立了小规模的民间智库，但由于原则上禁止其收集数据等，这些智库的影响力比较小，发挥重要作用的只有政府智库。包括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等获得中国国家认证的25家机构和企业。

这些国家认证的智库无论是从直属政府机构接受委托调研时，还是从直属政府机构以外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等接受委托调研时，都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好处。另一方面，对政府机构来说，将委托调研外包给国家认证的智库也有很大的好处。例如，地方政府将地铁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调研委托给这些国家认证智库的话，有望获得巨大的回报，即项目更容易通过审批。

柯隆指出，这些智库的作用与原则上以独立研究成果为基础提供政策建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智库大不相同，他认为：“智库虽然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作用仅限于提出‘策略’”。

柯隆发表论文的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杂志

政策制定者与市场对话不足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但最近开始快速减速，2019年第1季度的增长率为6.4％，第2季度为6.2％。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迟缓，说得更具体一些，是市场开放迟缓造成的。其背后的现实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忽略了与市场的对话。较之于从市场获取信息，政策制定者往往优先考虑迎合指导者，导致市场从政策制定者那里获取的信息也明显不足。在发表以上观点的同时，柯隆还强调说，中国政府需要改善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机制。

作为强调市场开放的重要性的依据，柯隆指出了中国此前在实施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压力所取得的成就。为了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国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推进市场开放，积极致力于市场经济改革。柯隆认为，对于目前日益激化的中美贸易战，中国也应该积极抓住这个机会，可以通过大胆推进市场开放来深化改革。

柯隆8月1日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的网站“Science Portal China”上发表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文中这样写道：

“当前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2003年卸任的前总理朱镕基时代制定的。之后，大部分改革都基本中途而废了，没有取得进展。如果能把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危机变成加速改革的机会，中国经济就可以再次步入增长轨道。重要的是，要积极对待贸易战，在应对低迷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认真致力于改革。”

日文：小岩井忠道 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中文翻译 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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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REVIEW首席研究员柯隆“中国的政策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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