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周恩来总理夙愿的传奇人物（下）

据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很喜欢使用“饮水不忘掘井人”这句话。当年佐野藤三郎利用他在新潟市龟田乡积累的土地改良经验，从1974年起频频多次访华，成为三江平原农业开发项目的关键人物。本文追寻了三江平原的一位“掘井人”——佐野的足迹。

黑龙江省白音诺村与新潟县友好纪念碑（图片提供：中山辉也）

“我到死都是个庄稼人”

佐野藤三郎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51岁那年。我们在这里先介绍一下他的身世。佐野出生于1923年11月，父母是新潟县石山村（现新潟市）的贫苦佃农。

在龟田乡中，原石山村分布着有许多严重排水不畅的湿土农地，作为佃农家的儿子，无论是谁，从上小学开始就要帮着家里下地干活，水田的泥土常常会没过他们矮小身体的胸口。佐野即便是在当上龟田乡土地改良区的理事长后，也无论多忙，都保持着黎明时分去稻田里干点农活的习惯，直到晚年。

作家司马辽太郎在游记《街道漫步》中介绍说，龟田乡有一个叫佐野藤三郎的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就1975年秋在龟田乡采访佐野时的印象，他描述道：“肩膀的肌肉像摔跤手一样隆起，身着一件白色开领衬衫，让他看上去特别精神。”

他身高略微不到170厘米，体重却大大超过了90公斤。晒得黝黑的面庞上崭露出的笑容，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气度和风格。“我到死都是个庄稼人”，这是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佐野从初中毕业后，在当时的日本国营铁路公司新潟站车辆维修厂工作，1942年应征入伍，成为海军巡洋舰上的二等水手。该舰在九州附近被鱼雷击沉。复员后，他投身于佃农运动中，在农田改革时期，成为收购地主农田的农地委员会中最年轻的委员。1951年11月，随着《土地改良法》的实施，龟田乡耕地整理组合改组为土地改良区。

33岁的年轻理事长

然而，受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影响，土地改良区的组织内部的三个派别，即社会党派系、共产党派系和原地主之间反复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在这个当口，时任理事长因涉嫌水路工程建设的贿赂案而被捕，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55年12月，33岁的佐野就任理事长。然而，这时的龟田乡土地改良区遭遇了“经济危机”，因无力偿还菜地改良项目的贷款而被置于银行管理之下。

1959年4月，龟田乡土地改良区的负责人在新潟车站前，冒着大雨迎接访问新潟市的岸信介首相，他们高举横幅，抱怨土地沉降造成的损失。左二为佐野（图片提供：龟田乡土地改良区）

为申诉地面沉降造成的损害，龟田乡土地改良区的成员高举鸟屋野、两川、石山等地区的草帘旗，在新潟市内游行，向县厅政府广场进发（图片提供：龟田乡土地改良区）

新潟大地震后，佐野（中）和龟田乡的农民们在新潟县农田厅厅长辻源吾的接待室里摊开图纸，要求利用低水位方式改造通船川（图片提供：龟田乡土地改良区）

邂逅伊东正义

临危受命理事长要职，经历种种顿挫波折，这些都让佐野的潜能得到开发。1958年8月，土地改良区债务累累，佐野怀着“延期还款”和“减少债务”的念头，冲进了农林省（当时）农地局局长的办公室。

佐野申诉说：“因为土地改良区的项目补贴制度，是根据农田可自然排水的模式设计的。像龟田乡这样四周堤防环绕、不进行24小时机械排水，农田就会被淹没的地区，必定会招致财政破产。”他毫不退让地恳求政府纠正补贴制度。

接待佐野的是农地局局长伊东正义（后来成为副首相），他在经历了长期的排挤后，刚刚回到农林省的老岗位上。两人互相责骂，激烈交锋，下午5点过后，他们又转战新桥的高架桥下的酒馆，一直讨论到天亮。据说他们就这样持续了两天。

佐野见到伊藤，一开口就说“你这个顽固的会津佬”，伊藤立马回应道：“你说啥？你这个越后的乡巴佬！”最终因为仅靠农林省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伊东就打电话给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大平正芳（后来成为首相），佐野又跑到当时的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的预算局，直接向主管官员申诉。当时接待他的预算审查官是相泽英之（后成为经济企划厅厅长）和高木文雄（后成为日本国营铁路总裁）。他俩在听了佐野的申述后说：“你这人真有意思，我们给你一些建议吧。”于是向佐野伸出援手，给了他一个摆脱困境的良策。

身体力行，维护农民利益

1968年，随着新城市规划法的实施，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提出了城市化整理区域的划片工作。针对这一规划，如果放任不管的话，那么龟田乡恐将分裂成两个区域，一方是农用地转为住宅区，另一方则是与城市化浪潮无缘的农业区，。为此佐野建立了一项制度，规定未经土地改良区批准，不得出售农地。

土地整改，一般是用农家提供的部分农田，建造国有的水渠和道路。因资不抵债而陷入财政破产境地的龟田乡土地改良区，拿出了最后的穷极之策，他们将利用所售农田建起的水渠和道路部分归为土地改良区所有，而非国有。将土地出售给国家的农民有义务向土地改良区支付一定比例的收益，土地改良区用这笔收入来偿还贷款，并且在农地转用较少的地区修建和改善道路及下水道处理系统。

农林省、县政府农地厅、法务省对龟田乡土地改良区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们没有行使强权，而是采取了拖延问题的办法来应付。最后是担任财务省的预算审核官相泽英之想出了打破僵局的妙计。

现在，龟田乡所采取的措施已经通过法律的修订而得到正式承认。佐野身体力行，维护农民的利益，虽然有时超出了法律制约，但佐野对此并不太在意，他说这是因为“那些法律是个烂法”。

启动日元贷款项目

就在1978年2月，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等人邀请了佐野这位豪放磊落的汉子合作开展三江平原改造计划。虽然当时在场的中国政要们听到佐野说“好吧，那就一起试试看”后，甚是高兴，但对该项目的可行性，估计他们内心是“半信半疑”的吧。

龟田乡由信浓川、阿贺野川、小阿贺野川三条河流环绕，形状与三江平原非常相似，但自然条件的严峻程度却大不相同，最主要的是，湿地的规模无可比拟。将龟田乡的成功经验照搬到中国的巨大湿原，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当时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1982年11月，佐野藤三郎（中）迎接JICA先遣调查团的成员回国（图片提供：中山辉也）

实地调查首先由民间机构主导发起，然后由国际协力事业团（现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进行初步调查，再由政府牵头进行技术调查。之后在1984年春，农水省结构改良局建设部部长须藤良太郎在结合了佐野的原委说明，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最终报告。

在此期间，中日两国于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交换了条约批准书，接着大平正芳首相访华，两国经济合作取得了进展。 1979年9月，谷牧副总理访日，请求日本提供日元贷款，由此启动了第一次日元贷款项目。

在带领龟田乡土地改良区的民间调查团工作之余，佐野还积极促进新潟县与黑龙江省建立友好县省关系。在其友人、担任新潟市市长川上喜八郎的帮助下，省会哈尔滨市与新潟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进而佐野还向县、市政府、社会党、劳工组织等发出呼吁，并有自己出任会长，成立了“新潟县日中友好协会”。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农业工程技术考察团访问新潟县厅（1980年1月，图片提供：中山辉也）

在协调政治环境的同时，佐野促成了态度比较消极的新潟县知事君健男与黑龙江省长陈雷的高层会晤。这就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使新潟县及新潟大学的农业工程师们可毫无顾虑地参与到三江平原调查团中。

农林水产省建设部长须藤良太郎（右）向中国农业工程设计院张副院长（左）递交三江平原开发调查报告书（1984年3月27日，北京，共同社）

当选为工商界赴中国东北地区考察团副团长

当时负责对华经济合作的组织团体中，除了日中经济协会之外，还有日中东北开发协会。该协会的会长是日本兴业银行的正宗猪早夫，担任副会长的野村证券会长田渊节也也是一位实力派人物，同时大平内阁的外相大来佐武郎兼任顾问一职。1990年7月，日中东北开发协会组织派遣了一个由135人组成的工商界代表团前往中国东北三省考察，由田渊做团长，佐野被选任为副团长。

佐野曾听说田渊和前首相竹下登是旧制松江中学的同窗，关系密切。另外，他还向担任过农业大臣的羽田孜（后成为首相）和龟冈孝夫等人咨询，得知了竹下登对日元贷款项目有很大的影响力。当载着工商界考察团的包机飞过三江平原时，佐野在机舱里跑来跑去，象孩子般地一腔热情地为大家介绍三江平原计划的概要。

在次年的1991年7月，日中东北开发协会再次组织了工商界人士代表团，这次由佐野带队，去黑龙江省考察计划中的开发地区。该考察团成员包括曾竭尽全力促成JICA派遣调查团的前农水省的职员、小松制作所会长河合良一（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金森久雄等人。

考察团一行参观了拟建的龙头桥水库现场后，与副总理田纪云、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领导举行了会谈，请求将三江平原列入日元贷款项目之中。中国政府官员眼中，这些日本工商界人士完全就像是开发计划的拉拉队一样。

没有收到三江平原项目内定的消息

关于日元贷款的决定过程，是先由JICA向中国政府提交实施计划调查报告，由中方筛选项目清单，并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之后，日本政府对实施项目做出最终决定。在第1批次和第2批次的日元贷款中，中国政府将运输、交通等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做为了优先发展领域，农业因此被推迟了。

佐野还与黑龙江省的领导们一起分析了形势，并预测该计划在1990年开始的第三次日元贷款中应该可以获批，然而这个预测落空了。佐野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相关要人都作了充分的说明，并走访了日本工商界的首脑们（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会长斋藤英四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铃木永二、三菱重工顾问金森政雄等），请求他们给予协助。佐野还请在说服中方重启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上起到关键作用的大来先生到新潟市来，详细地讨论了有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