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中国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分布有中国最大面积的沼泽地，常年的排水不畅，一直严重地影响着该地区的农作物生长。但是，在日本提供的开发技术援助下，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这一重大工程曾经也是周恩来总理的夙愿，它是如何完成的呢？

在黑龙江三江平原红卫农场的稻田里收割水稻的自动联合收割机（2020年10月15日） 新华社/共同通信Images

增加粮食生产迫在眉睫

回忆起来，事情应该是始于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国防、农业、工业、科技）。当时，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权力还集中在毛泽东主席以及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手中。

然而，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败，使中国国民经济萎靡，特别是对农村的破坏达到了顶峰。周恩来此时因身患晚期癌症卧病在床，但他做出最后努力，极力与毛泽东进行政治调整，迫使毛泽东批准了“四个现代化”和邓小平的复职。中国国内的某些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饥荒，迫切需要重建农业，促进粮食增产。

当时在周恩来左右的有原农垦部部长（相当于日本的农水大臣）、副总理王震。王震曾在1949年革命政府（新中国）刚成立后，便率领麾下八路军（现人民解放军）部队，立即开赴到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进行开垦。虽然在开垦事业上没有获得预期成效，但他的很多部下都成了国营农场的农民，在当地定居下来了。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右）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左）在上海机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共同社）

周恩来在宣告“四个现代化”一年后就去世了，接着毛泽东的去世导致了文革派的覆灭，1978年，邓小平在掌握实权后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在周恩来生前的战略布局下，为振兴国民经济的引进外资、采用外国技术等革新潮流开始涌动，“三江平原农业发展计划”也逐渐成型。

从地图上都不标注的湖区到田园乡村

在此前的1971年，周恩来曾看过一部由新潟县龟田乡土地改良区拍摄的纪录片《积水地带的记录》。影片中，农民们在淹到脖子的烂泥田里劳作。无论是春季插秧，还是秋季收割，农民们都是傍着小船用脊背推开田中的积水，一边退行一边劳作。影片接着展示了这片土地如何变成青翠的稻田。

在龟田乡的稻田里，一位农民推着装满稻谷的船（本间喜八摄，图片提供：龟田乡土地改良区）

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在龟田乡拍摄的影像。龟田乡曾经是一大片沼泽地，被称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湖”。1948年，号称东方第一的栗木排水泵站开始全面运行，经过灌排渠的修建和田地改良，龟田乡由水洼地变成了旱田。这部纪录片由龟田乡土地改良区会长佐野藤三郎委托社会党众议院议员八百板正，在其率领日中农业农民交流代表团访华时交给了周恩来。

中间人是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来自农民组合的众议员松泽俊昭（原新潟二区）。因为在这之前，周恩来曾当面向佐佐木和松泽表示：“中国愿意学习日本的灌排技术。请为此提供帮助。”松泽被周恩来的愿望所感动，所以要求佐野提供龟田乡的纪录片胶片。

松泽对他的朋友佐野说：“毛泽东的口号是‘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源于对山西小山村大寨人民公社自力更生的开拓精神的赞扬），但大沼泽地的开垦靠人海战术的“大寨方式”是不可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现代农业技术和大型农业机械。”

对此，佐野欣然回应：“如果龟田乡的经验能对中国农业有帮助，我很乐意帮忙。”

其实，再追溯到1957年的秋季，周恩来曾派了一个由26名中国农业工程师组成的代表团访日，团长是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中日两国以互派代表团的方式，重点考察水稻技术。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是继廖承志之后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孙平化。正是他在20年后向佐野提出援助三江平原的请求。周恩来花费很长时间把人员配置到关键岗位上，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三江平原恶劣的气候条件

三江平原是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条大江形成的广阔的沉积平原。总面积约为1500万公顷。气候条件恶劣，夏季气温高达30摄氏度，冬季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因此，该地区频繁遭受寒冷天气的侵袭，开垦的土地也饱受洪涝之害。

革命后，人民解放军基本成编制作为开拓团被投入到开垦事业中，所开拓的村庄都被整编为国营农场（现在为国有农场）。这些国营农场由黑龙江省农垦局管理，直属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农业部。除国营农场外，还有农民集体所有的民营农场。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下属9个分局有100多个国营农场。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大豆、玉米、小麦等谷类，但以水稻为主。2010年水稻种植面积约270多万公顷，面积大致相当于日本水稻的总面积。水稻总产量为1844万吨（日本为824万吨）。

仅三江平原，就有54个国营农场，宝清县的“建三江分局”就是9个分局之一，旗下有15个国营农场。国营农场的田地总面积为53万公顷，其中约70%为稻田。三江平原中，建三江分局（宝清县）所辖区域被指定为日中农业合作示范区，并制定了《三江平原农业开发计划》。

黑龙江的主要农产品是粳稻

如今，黑龙江省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其主要农产品为粳稻。整个黑龙江省水田面积1980年为22万公顷，90年代后半期开始迅速增加，到了2000年后已扩大至7倍，并且还出现了旱田改水田的动向。其背景是，排灌水渠网有望因三江平原计划而得到扩展。

在三江平原红卫农场的稻田里收割水稻的自动联合收割机（右）（2020年10月15日，新华社/共同通信Images）

此外，在三江平原计划之前，来自岩手县的热心农民藤原长作和来自北海道的育苗技师原正市，都曾长期深入黑龙江省的农村，教授中国农民如何培育抗寒害的水稻。为改善黑龙江省生产的粳稻质量，以及提高每10亩地的产量，藤原和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佐野的贡献是在灌排工程施工方面，这些工程使黑龙江省的水田面积大幅增加。这两方面的贡献，共同造就了中国最大的稻米生产基地。

佐野第一次访华是1974年11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农林水产技术展览会，该展会由友好商社的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主办。当时黑龙江省代表也来参观了展厅，观摩了纪录片和龟田乡灌排工程的立体模型。佐野先后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农林部部长（相当于日本的国务大臣）沙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人会谈，但此时还没有特别谈及三江平原的问题。

然而，这次科技展让佐野萌生了每两年举办一次龟田乡与中国农民交流会的想法。交流活动的目的是“通过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重温已被（龟田乡的人们）淡忘的龟田乡奋斗史。”

中方提出协助三江平原计划的请求

1978年2月，佐野作为第二次农民交流团的团长参加了来华交流的活动，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正式向他提出了协助开展三江平原计划的请求，他也倾听了计划纲要。他初次了解到，三江平原的大片沼泽地比龟田乡的沼泽地大1000倍，开垦计划的对象比日本全部农田（当时450万公顷）还要大得多。

在与孙平化会谈前后，他还见了为副总理王震带话的、中国归国者友好会会长林弥一郎。林原来是旧日军陆军军官，日本战败后，加入八路军参加国共内战。据说他是八路军将领王震的老朋友。

当佐野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中国政府官员对“三江平原计划”的期望时，他感到一种紧迫感。通常情况下，很多人在了解这个宏伟的计划时都会退缩，但佐野的天性反而使其斗志昂扬。

在二战之后日本共产党主张武装革命的时期，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但他很少被那些偏重于理论的言论所打动。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会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具备所谓男子汉气概的人，看到别人有困难时，他不会放任不管。所以当听到中国政要说“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时，他就已下定了决心。

在此之前，他一直冥思苦想关于日本的生产调整（减少农作面积）的问题。一回到日本，他就向首相三木武夫发出了题为“农业是日本的基础”的呼吁信。他在信中写道：“如果稻米过剩，我们应该研究如何扩大稻米使用的途径，比如作为石油的替代能源等，为将来地球上的粮食短缺做准备。”

竭力协调中日关系

北京会议结束后，佐野应王震的邀请，先后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考察。同行有土壤专家新潟大学教授和中国归国者友好会事务局长金丸千寿等人，他们与黑龙江省政府、农林科学院、中国农学会、土壤研究所进行了会谈，并达成协议，三江平原计划将通过中日两国政府的技术合作，由官方开发援助（ODA）提供资金。

双方当即决定，首先由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请求函”。然而，他返回日本等了几个月，请求函也没有出现。无奈之下，佐野去了东京的中国大使馆，直接与主管的公使面谈。

此时才了解到以下情况：（1）在日本外务省和国会议员中，有反对将中国作为海外技术援助对象的意见；（2）中国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存在抵触情绪，不愿向日本政府发出请求函。

问题一经明确，佐野也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他表明决心说：“我意识到，如果把一张白纸丢给政府和官僚，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先由龟田乡土地改良区主导派出调查团，拟定计划大纲，然后由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现国际协力机构，JICA）进行可行性研究。”

很快，1979年夏天，佐野就组织了12人的基本建设考察团，由他本人担任团长。成员中除了龟田乡土地改良区的工程师外，佐野还招募了农林省（当时）、新潟县和民间的工程师、以及来自大型机械制造商在内的各种人才。他们除了在黑龙江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勘察外，佐野还与政府省厅干部进行了讨论，并最终确定了以宝清县为示范区，在当地建设龙头桥大坝，完善灌溉排水网的规划纲要。

1979年9月，作为基本建设考察团团长穿越三江平原回到哈尔滨市的佐野藤三郎（前排左二）（照片提供：中山辉也）

日本外相伊东正义伸出援助之手

在考察团正式确定了大纲之后，佐野的真正作用才得以发挥。实际负责JICA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是当时的农林省、建设省、水资源开发公团（现水资源机构）等的人员，其中许多领导都长期参与了土地改良区的工作。

应当如何派遣JICA的先遣调查组进行考察，需要集思广益，听取多方意见。佐野并没有把繁多的面谈任务丢给别人，而是亲自上阵，诚恳地虚心求教。

不过，佐野也有一个弱项，就是和外务省打交道。他从事土地改良区工作期间，从来没有跟外务省有任何联系。他很早就去外务省找负责该项目的柳井俊二（后任事务次官、驻美大使）面谈，但一直没有谈拢。当时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和合作的政客和民间人士络绎不绝、鱼龙混杂，令柳井很烦恼。因此，佐野的说辞也被认为是那种“不靠谱”的故事。

当时的外务省大臣是佐野的老朋友伊东正义（后成为副首相）。然而，他并没有直接拜访老朋友，而是试图自下而上推动此事，结果遭到失败。农水省的结构改良局建设部部长浅原辰夫从佐野那里听到失败的消息后，这一次浅原直接找到伊东诉求。

伊东说：“原来是龟田乡的佐野君啊，我很了解他。”伊东迅速行动，帮助佐野安排了JICA的第一次先遣调查团。

佐野对直接向政府要人诉求极为谨慎，即便对方是自己的老朋友。所以，当他得知浅原是伊东在担任农水省农地局局长时的亲信下属时，就想到让他来取代自己，并把想法告诉了他。直性子的浅原后来成为第二次先遣调查团的团长，到三江平原进行了考察。佐野真是个“人精”，他可以借助很多资源，自如驱使人才。（省略敬称）

作者：望月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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