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最近3年来，排名前10％论文的国际排名平均位居第10，单年排名已经跌出前10。尽管企业的留存利润增加，但对研发的投资低于欧美。另一方面，新冠病毒至今仍看不到平息的迹象。日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时代？记者就此采访了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滨口道成理事长。

滨口道成（日文：濵口道成）：1975年毕业于名古屋大学医学部医学科，1980年取得博士学位。1984年成为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病态控制研究设施的助理教授；1985年担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分子肿瘤学讲座的研究员；1993年升任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病态控制研究设施教授；2005年升任研究生院医学系研究科科长和医学部长；2009年就任名古屋大学校长；2015年起任现职。（摄影：科学新闻社 中村 直树）

创造年轻人能大展身手的环境

日本大学的活力正在下降。资金减少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在于没有一个让年轻人充分发挥潜力的环境。

例如，30多岁的大学研究人员中，日本只有5%的人在国外呆了三年以上，40多岁中也仅占10％。21世纪初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日本人大约有200人，而现在减少到了120人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增加到6000人，印度有2000人，韩国也有2000人。这难道是因为日本年轻研究人员的DNA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充满闭塞感的闭门自封状态？事实并非如此。启动创发性研究支援项目后2年里，我们大约挑选出了500人，其中有40％的人都在国外呆了3年以上。

创发性研究支援项目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提供了运行成本和雇佣研究生做RA的费用。但是，该项目对大学则要求提供可以独立做研究的环境。人选的评审包括两轮文件审查和一次面试。有的评委必须与年轻研究人员从早到晚讨论4整天，但评委们都表示“很愉快”、“有很多非常有挑战性的大胆研究”、“会出现在其他竞争性资金的课题中没见过的提案”，以及“充满活力”等。我想正是他们的海外跨文化经历激发了他们的大胆想法。

我们要求评委“尽可能从日本全国范围进行挑选”、“为保持多样性，也要充分挑选女性研究人员”。从结果来看，几乎没有未入选的县，女性的比例为20％。战略性基础研究推进项目中，女性比例为5～7％，在我只看到这个数字时，以为“日本女性研究人员不多”，但在4年前开始颁发的芦田淳奖让我意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活跃在国外的日本女性研究人员等担任评委的话，女性研究人员会感到“这些人担任评委，审查时应该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因此申请的人比较多，而且水平很高，每次都难以选择。因为芦田淳奖只能颁发给一个人，所以我们还追加了JST理事长奖。

例如，2020年获奖的研究宇宙生命起源的女性研究人员，其职业道路的规划方式就不同于男性。这位女性毕业于私立大学，之后进入其他大学读了硕士，硕士专业学习化学，博士专业学习宇宙，然后开始研究宇宙的生命起源。这是非常有战略性的职业规划。男性研究人员有不少都是在同一个研究室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然后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因此很多人到了40岁也完全不太了解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女性的职业生涯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性并不是聚集不同领域的人来创造的，而是这些人本身就具有多样性。这是一种新的模式。日本诞生了很多边体验各种不同的事物，边深入探求其本质的人才。

创发性研究支援项目就吸引了这样的人才前来应征，10年、20年后可能会诞生第二个真锅淑郎博士或赤崎勇博士。他们让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人独立。诺奖得主发表获奖相关论文的年龄通常为30～45岁。从事划时代工作的研究人员都有一个最佳年龄段。如果不能保证他们们在最佳年龄段有一个独立的研究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很可能会被埋没。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来说，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年轻人营造施展才华的环境。不仅要播种，还要浇水、施肥，并创造出能结出硕果的环境。近几年来做得还不错。

新的筹资举措

对今天的日本来说，如果我们不开发新技术，发展新产业，从长远来看，会成为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包括方法论在内，需要讨论筹资和科技支援方式等问题。现在不仅投资少，方法也落后的项目太多了。

登月型（Moonshot）研发制度的“千年挑战项目”以年轻人为对象，公开征集对公示的研究课题的提案，首先从120个团队中选出了21个团队，在提案团队内部和团队之间等反复讨论半年，筛选各种课题，然后将范围缩小至7个团队，并合并为5个团队，最后选出了2个提案。其中之一是，直接对抗受气候变化影响规模不断扩大的台风和飓风。年轻一代通过模拟证明，削弱台风的势头可以防止其造成破坏。如果将2019年的第19号台风的气压提高5百帕可以减少1800亿日元的损失。虽然方法论还存在一些课题，但从正面充分思考了难题，并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此外，创发性研究支援并不仅仅停留在只是简单地选出优秀的人才为其提供研究经费。这一步只是开始，之后会由入选的教授带头创建一个论坛，聚集入选的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另外，我们还打算创建一种支持系统，使各种信息和刺激通过跨专业的交流进入到优秀人才的手中，从而让个体中产生融合并创造多样性。

相互理解的文化

尽管人类在新冠病毒重症化对策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这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恐怕不会彻底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战略呢？目前已经进入必须稍微改变一下科技和风险管理水平的阶段。

日本在80年代还能研发出疫苗，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连一支疫苗都开发不出来了。全社会都需要对此进行反省。很多讨论过于情绪化，也有太多未经过定量分析的意见造成了严重伤害。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宫颈癌疫苗。欧美推广宫颈癌疫苗已有10多年，明显取得了效果。如果日本继续不接种该疫苗，日本将成为宫颈癌发病率非常高的国家，每年将会有数百人因此而死亡。

关于科学，应该从全局观念冷静地讨论包括其极限在内，怎样让人类过上安全的生活。另一方面，日本的同调压力非常大。这就是真锅教授不想回日本的原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日本就不会再诞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了。我们需要培养能宽容对待不同异见，以及通过冷静的讨论建立相互理解关系的文化。

第三次转折点或成为新机会

从历史上来看，当今时代似乎日本正处于第三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明治维新，第二个是战后，然后就是现在。第一和第二转折点都是年轻人担当主力。例如，作为名古屋大学起源的名古屋县立临时医院兼医学校（成立于1871年）的第一任校长是24岁的后藤新平。第二任校长是26岁的熊谷孝之辅。从战后来看，最典型的是索尼。30多岁的井深大和20多岁的盛田昭夫创建了索尼。正因为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倾听对时代有更尖锐理解的年轻人的意见。

另外，战后推动大学办学的，是那些在太平洋战争中幸存下来，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他们的生死观与下一代不同。那个时代的人冷静温和，拥有坚定的价值观，不沉溺于名誉。在现代社会中，死亡已经变得很遥远，但新冠疫情让整个日本社会重新意识到死亡是近在咫尺的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发现新的价值观。

原文：《科学新闻》
翻译编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