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日中新文明论坛”与“前政要俱乐部”——福田父子的践行和平

2021年01月12日 人物往来

前政要俱乐部

2020年12月4日,“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与“国际儒学联会”共同倡导举办了“日中新文明论坛”(中方论坛名称为“中日和合文明论坛”)。 “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是由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担任会长的一般社团法人,旨在倡导促进日本与中国和亚洲为共同体的和平发展,进而携手贡献世界,繁荣人类文明,同时福田康夫还是“国际儒学联会”的理事长。

早在四十年前,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与中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卸任之后他与德国卸任的施密特总理联合创建了“前政要俱乐部”,也叫做“前政要首脑峰会”,旨在为和平世界做出奉献。这是两个“二战”战败国的前政要共同创建的机构,每年在一个国家举办一次会议。与会的各国前政要以及特邀的各界智囊,为忙于应付眼前应急事务的现任执政者,提供历史教训和展望未来的参考。显然这个俱乐部成为世界范围内,治国治世的一个智库。这在冷战时期,难能可贵。

福田康夫从日本首相卸任之后,接替父亲福田纠夫开创的事业,与施密特共同主持这个俱乐部。他们的目标,是要构建“人类共同伦理”,把儒家与世界共有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理念作为人类共同伦理的核心之一。倡导共同伦理,并非要取代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而是要和而不同,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中正义的光辉,集中在一起,形成普遍共识,进而构筑公共伦理。以便消除来自各个领域的误解、冲突、战争,让人类走向更加辉煌的文明。

2014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演讲,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同时,“前政要俱乐部”也在维也纳举行年度会议,出席的各国前政要们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共同伦理,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约而同。2017年,由福田康夫主编的、集本次会议精华的论文集《十国前政要论人类共同伦理》(日文版『世界はなぜ争うのか』、朝倉書店、2016年)在国际儒学联会的支持下,于中共十九大前夕由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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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对话”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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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右起为澳大利亚前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加拿大前首相让·克雷蒂安、奥地利前首相弗朗茨·弗拉尼茨基。

福田父子几十年的奔波,都是在总结二战的历史教训,探讨人类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这成为福田康夫继承父业的精神内核。2007年12月,福田康夫专程造访孔子故里曲阜,挥毫“温故创新”,也充分表达了作为日本首相首访之行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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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在访问曲阜时挥毫写下“温故创新”

2018年5月,福田康夫作为执政党元首相首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后,接连三次在日本举办了中日学者参加的“践行和平论坛”。2019年秋,福田康夫领衔在日本成立了“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前面提到的12月4日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举办的“日中新文明论坛”,就是步上述一系列举措之后而得以实现的。这些无一不是福田康夫对 “前政要俱乐部”始终倡导的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国际儒学联会

对于国际儒学联合会而言,“日中新文明论坛”的举办是该会成立25周年以来,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举措。笔者专访了该会自成立以来的见证人,该会荣誉顾问、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荣誉所长、尼山圣源书院荣誉院长王殿卿,并结合原会长滕文生和已故原会长谷牧与叶选平亲属的回忆以及相关资料,特将“国际儒学联合会”与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机构相向而行,共同举办“日中新文明论坛”的过程及意义介绍如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1992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提出要借鉴“亚洲四小龙”以东方文化价值主导社会发展这种东方模式的经验。

以原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为首的专家们曾组织过对四小龙腾飞的专题考察研究。据其分析,支撑四小龙腾飞亚洲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古往今来持之以恒的传统文化做基础。这就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对亚洲四小龙的文化源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重视和反思。

于是,在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倡导之下,同时认真听取海内外专家的指导性意见之后,中国领衔在1994年创建了集东西方各国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性机构国际儒学联合会,并在与会者一致同意之下,将永久会址定位北京。首届会长是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首届理事长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谷牧(1914‐2009)在历经文革的洗礼之后,受周恩来总理的提拔,作为恢复重整经济建设的邓小平的副手,1975年出任副总理。因为早在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谷牧的文武双才就受到周恩来的瞩目。新中国成立不久,谷牧在国务院工作,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与熏陶。所以周恩来才在晚年指名谷牧配合邓小平总理,恢复中国社会的元气。

谷牧不负众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9接受日本的ODA借款援助,聘请日本专家大来佐武郎(おおきた さぶろう、1914-1993)为经济顾问,成功的启动了经济改革的新纪元。鉴于谷牧联手日本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功绩,2008年,谷牧获得了日本的旭日大綬章表彰。

1966年,文革的动乱波及孔子的故乡曲阜,殃及传世文物古迹。周恩来总理痛心疾首,曾竭尽守护。并直接赋予谷牧负责保护和修复重要文物古迹等特殊任务。因此,1984年6月,邓颖超夫人出任全国政协主席之后,立即奔赴曲阜考察,并于当年9月促使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指名与孔子同乡的谷牧出任会长。 又因谷牧精通传统文化,早年在家乡学校任教,很自然地成为国际儒学联会的首届会长。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以汉字文明中传统的文治为鉴,成功地引领新加坡脱贫致富。他曾建言中国治国理政,他山之石固然重要,贯穿儒学的精华更值得汲取。因此,国际儒学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选用外国人出任理事长。这种选择首先取决于该机构的定位,即这是一个世界共同拥有的国际性机构。其次便是四小龙为代表的中国大陆以外区域的智慧,不仅启示了中国,也为世界提供了参考。该会的初期工作重点之一也是以研究儒学与东方模式为重点。

进入21世纪,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接任会长,他着力开展海内外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在他的主持下,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该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会后,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接任会长,进一步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活动的展开。

201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70年”大会上,王岐山副主席代表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近80个会员国400余位代表出席,会上选举了原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为会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为理事长。

2020年,由于疫情蔓延,国际儒学联会的两位新一届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线上视屛交流,共同规划未来,力图在有限的环境内承上启下,拓展工作。双方共同举办的“日中新文明论坛”就是双方切磋交流的成果,也标志着双方的合作与时俱进,拓展挺进了新天地。而所有相关的活动即是文明互鉴的实践,也是共同探索新文明的历程。

从探索公共伦理到践行和平,进而促生“日中新文明论坛”,是运用“文化良药”,对不文明的世界乱象施加的“文化治疗”。期待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开创的文明论坛继往开来,源源不断地生产和输送新时代的和平福音。

王敏
编辑修改 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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