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在中国】从读博士开始在中国做研究

① 请问您在中国开展研究活动的契机是什么？

小学时，我曾梦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但在学校的成绩并不理想。中学和高中时遇到了诲人不倦、百教不厌的理科老师之后，开始对地衣类的菌类生态产生兴趣，大学选择了生物学专业。但因种种原因放弃了报考理科的研究生院，到茨城大学学习了本草学历史。2004年硕士毕业后，到浙江大学留学4个月时间学习了初级中文后，同年秋天进入中国科学院读博士。我在中国的研究生活就这么开始了。中科院里还有很多不会说中文的南亚和北非的留学生。但本草学等融合了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史研究，除了理科知识外，还需要掌握文言文和现代汉语等语言能力。在指导教授和其他人的支持下我大量阅读论文和书籍，用6年时间发表了学位论文。小学时代的梦想就这么意外实现了。在中国，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实现自我的机会。

②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研究课题？

我主要研究中日韩的古籍中出现的植物名称和文化。中国和日本的医书古籍中有很多难以确定的植物名称。如果能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就会为草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材料。另外，植物名称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很重要，不能放任其一直模糊不清。“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在日本最早出现在8世纪的《出云国风土记》中记载的植物，岛根县的大根岛现在是牡丹花的一大产地，但日本并不是牡丹的原产国。风土记的研究人员对此也众说纷纭、解释不一。

不过，经过研究发现，《出云国风土记》中记载的“牡丹”并非现在的牡丹花，而是一种紫金牛属植物。研究同时还发现，中国正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称呼现在的牡丹花为牡丹的。这也是否定该书杜撰的证据。如果是在牡丹花传到日本后撰写的《出云国风土记》，那么这种紫金牛属植物应该就不会被叫做“牡丹”了。

这种变化也影响了东亚的文化史和古典文学，更重要的是对汉方药和中成药的影响。例如，六味地黄丸配方中含有“牡丹皮”，原本处方记载在《金匮要略》中。我研究发现，从历史来看，配方中使用牡丹花根的可能性很低，最初的六味地黄丸其实并没有使用牡丹花根。但由于8世纪发生名称的变化，现在的牡丹花使用了“牡丹”的名称，所以现在的六味地黄丸配方中就含有了牡丹花根。现在使用的草药配方是经过不断改良的结果，如果有效且安全就无需将现在的处方变回原来的配方。但如果恢复为原来的配方，也可能会发现未知的效果。麻黄碱和青蒿素的发现证明中国医学的传统知识并非全部是迷信。不过，由于中药配方还使用效果不明的物质和含剧毒的有害天然物质，所以也不能盲目相信。今后，不仅要科学地验证各种草药和处方，包括植物名称的考证在内，都需要进行历史学方面的验证。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1249年）卷九的“牡丹”

③ 请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大学和研究室的情况。

我现在隶属于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和哲学学院（http://ryxy.zjgsu.edu.cn/jp/）及东亚研究院。学院（本科）有日语专业、阿拉伯语专业和哲学专业。东方语言和哲学学院及东亚研究院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支援的日本研究重要基地之一，每年会举行3-4次国际研讨会。另外，学院还与早稻田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等日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以历史研究为中心，在广泛的领域开展研究活动。本学院的日语专业入选了2019年底公布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全中国仅11所高校入选，除外国语大学外，只有吉林大学和本校入选。学院内的教职员基本都去日本留过学，因此即使不会说中文也完全没问题。在浙江工商大学，与日本研究人员交流的机会甚至比在日本还多。最近几年，中国的大学在积极雇用海外研究人员。可能会有人对在中国工作感到不安，但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利用这样的机会为日中两国各自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学术演讲

④ 请介绍一下日本与中国研究环境的不同。

中国有核心期刊清单，非常受重视。人文社会学领域主要有两个清单，分别是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前者的最新版为第8版，后者的最新版是2019年3月发布的。不过，这些清单的权威性也会为学术界带来严重的不良风气。不用说，中国也存在通过人为操作来提高影响因子等在欧美也经常讨论的问题。非但如此，中国还存在买卖论文等更为严重的问题。不过，我认为，虽然清单不够完善，但毕竟可以存在一种标准来客观评价研究成果。所以从整体来看，还是推进了学术研究。中国的很多研究生院规定，如果在校期间没有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则不能进行博士答辩。

另一方面，直到几年前，中国的大学还一直在扩张，因此招聘了大量教师。那时就职的大学教师有硕士学位就足够了。但现在，甚至取得一流大学和海外博士学位已经无法到大学就职，还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以及拉到外部资金等。与此同时，我还听说过北京大学的博士到某农村当高中教师的事情。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另外，研究生导师的资格审查很严格，应该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特点。中国大学教师的名片上经常写着“硕导”或“博导”的头衔，这表明拥有研究生指导资格。大学教师的晋升审查非常严格，大部分教师往往未能晋升教授就退休了。晋升不仅要求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职位数量也有限，竞争非常激烈。另外，还会发生因成绩不佳而被降职，或者被分派做事务员等的情况。在日本，大学教师一半以上都是50多岁的教授，这一点也与日本大不相同。

“中国知网”等学术网站也是很好的系统。每页支付0.5元就能下载论文，还会显示是否是核心期刊。论文的内容也转换成了文本数据，因此能全文搜索数据库中的所有论文。学位论文可以利用该数据库查重，以预防抄袭。

在日本，部分论文可以通过Cinii、J-Stage及各大学的资料库等搜索和下载，但很多时候必须要利用国会图书馆的复印服务等复印论文。日本可能存在论文版权转让等障碍，但这样下去的话，很难实现研究成果和信息的跨领域共享。

不过，“中国知网”的缺点是没有对研究人员的ID进行管理。中国有很多同名同姓的人，要想搜索特定作者的论文，需要加上作者的所属单位进行搜索。但如果是有多个所属单位的人或者换过工作单位等，搜索起来就会非常麻烦。Cinii系统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关于在日本开展的与亚洲有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有“中国亚洲研究论文数据库”）。

科研费方面，中国还不能说完全开放。中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按照文理进行了划分，相当于日本的学术振兴会支援基金。前者允许外国籍研究人员申请，但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则不允许外国籍研究人员申请。日本的学术振兴会直接支援居住在海外的日本研究人员的体制也不完善。国际交流基金是支援外国人的，所以居住在海外的日本研究人员并不在支援对象之列。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在中国的大学等工作时，存在很难获得研究经费的问题。获取外部资金是持续推进研究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业绩评估的主要指标，因此非常重要。目前，开展调查和参加会议的花销大部分都是自掏腰包。即便如此，为了应对严格的业绩审查，也不得不使用个人资金维系研究。

在浙江省工作的外国研究人员聚会

⑤ 您对日本的研究生和年轻研究人员有何建议？

现在，很多日本人都以专职教师的身份在中国的大学里工作，预计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日本的大学里年轻教师不足，今后想读研的年轻人在日本可能很难找到导师。到那时，可能会出现日本的年轻人依靠在中国工作的日本研究人员到中国读研究生，然后在日本导师手下继续做研究的局面。中国的大学为了吸引优秀的留学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学金等。理科类的研究生院有很多不会说中文的留学生，因此不会说中文应该也没多大关系。

我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了日本。工作很难找，最后去了栃木县的一家酒店，做寄宿员工。每天从清晨开始就重复厨房、洗碗、整理床铺、打扫客房等，再到厨房、上菜、洗碗的日子。同事里还有一位刚刚博士毕业的男性，我至今依然会想起两个人深夜站一起洗碗的情景。现在应该仍然有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在做这样的工作。在中国生活固然有很多不便之处，但我认为，与其在日本日复一日地重复毫无前途的生活，不如选择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也不枉虚度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