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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上海已经7年多了。2012年刚到上海时，打算在这里工作2～3年、最多工作5年左右就回日本，但没想到上海的生活非常舒适，一晃在上海的生活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了。之前我的教研室上面虽然有教授，但允许我以半独立的形式自由开展研究，不过从2019年开始，我以研究员（相当于日本的教授）的身份开始运营自己的实验室。对此我深感责任重大，时刻绷紧神经，同时也非常担心我这样自由散漫的人能否胜任PI。实验室虽然很小，但我会全力以赴。
关于在中国成立实验室以及研究经费的相关情况，其他老师已经详细介绍过，尤其是我与2018年12月投稿的河野老师（参见：从上海看中国的科技现状）在同一家研究所，我们的经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打算从其他角度进行介绍。
到海外工作的经过
我在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的岛本功教授（已故）的指导下，于2004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2007年以博士后的身份加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朱健康教授的实验室。当时我的英语比现在还要差，对未来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想到朱老师竟然能同意我加入实验室。朱老师之所以接收我，主要得益于我的导师岛本老师的强烈推荐。
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4年，我一直致力于以植物DNA的去甲基化分子机制为中心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虽然研究仪器和实验室等与奈良先端大学相比非常陈旧，起居室也很狭窄，但会源源不断地接收到其他实验室和大学的第一手研究信息，这一点比较新颖。在这4年里，不仅是开展研究，还结识了我目前所在的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工作数年，后来去了福建农林大学的山室、名川，以及后来回到日本大学工作的土屋等其他日本博士后。顺便一提，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时，我们日本团队最喜欢的餐厅是在距离学校约30分钟车程的奇诺岗市半岛酒店里的一家只能用中文点餐的中餐馆。当时的成员目前很多都在中国，没想到现在大家又到中国一起来吃中餐了（笑）。
2011年，我前往比利时根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油菜籽的DNA甲基化。与拥有漂亮设施的现代化研究所不同，比利时的街道仍然保留着古老的欧式建筑，充满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欧洲风情。在欧盟（EU），转基因食品和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的作物等会受到监管。研究所的转基因农场遭到环境保护团体破坏时，我对这种激进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虽然具体历史不太详细，但数百年前在欧洲各国发现并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涉及方方面面。不过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可能非常保守。
当时恰逢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关照过我的朱老师除美国的研究室外又在上海成立了一家研究所，因此2012年我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前往该研究所。虽然在比利时的时候朱老师就邀请过我，但那时完全没想过会来中国等。后来我咨询了很多人，虽然略感不安，但充分发挥了自己天生大大咧咧的性格，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便来到了上海。
与研究室成员的合照
关于上海，最让我吃惊的是，电动摩托车在2012年就已经实现实用化，每天嗡嗡嗡地穿行于大街小巷，另外城市比我想象中更热闹繁华。此外，事物的变化速度之快至今仍令我感到惊讶。在上海与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时一样，也是以植物的DNA去甲基化分子机制为中心开展研究，但同一时期，全球纷纷开始研究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技术。我无意追随流行趋势，但被可能会实现基因自由操控的研究所吸引。因此，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表观遗传学上，正在融合了基因组编辑的领域推进研究。
我们研究所的标语“Dream Plants”。使用通过我们开发的基因靶向法导入了荧光素酶的拟南芥（模型植物）。
以上简单介绍了我的研究课题以及对居住过的美国、比利时和中国的个人感想。无论在哪个国家，我都只去过一座城市，只在一个实验室里工作过，而且所处的立场和时间也不同，所以我看到的只是相当片面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每个国家都有扎根于本国的文化和习俗，也都非常有意思。
关于在中国的生活
为了能在本文进深入介绍中国，看看是否还有哪位老师在“日本学者在中国”这个系列中还有没介绍到的内容，我仔细回顾了自己这八年在中国的生活。还确实想起了几件事，各位老师应该都没有在中国做过外科手术。而我来上海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左肩胛骨受伤需要立即做手术。通常立即回国手术才是最佳选择，但我在日本没有加入保险，而且这边的医生建议尽快手术，于是决定直接在上海的医院住院和手术。我是当天的第二台手术，当时既不懂中文，也没找到翻译，即使找到翻译也无法进入手术室，主刀医生的口罩上还残留着上一台手术溅上去的血，手术室的天花板上也有血迹（这里丝毫没有夸张），作为病人目睹这些，内心感觉情况非常不好，心情变得很不安。但事已至此已经无法中止手术，只能听天由命了。在上海住院期间，关系比较好的中国同事去探望过我，实验室的负责人帮我办理了住院、手术和出院的一系列手续，前面提到过的山室当时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托大家的福，现在伤已经痊愈，但在中国做手术的经历非常难忘。鉴于这次的教训，我强烈建议大家以某种形式加入海外或者日本的医疗保险。其实我后来又受过一次伤，膝盖的前十字韧带断裂，但那时我已经吸取上次的教训，加了日本的保险，因此回日本做了手术。
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去美国、去比利时，还是后来到上海，我在生活和研究中都得到过无数人的帮助、建议和指导，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的我。我真的非常幸运，充分享受到了周围人的恩惠。今后也会继续珍惜这种人际关系。
写给今后考虑到海外工作的人
各位老师已经介绍过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在政府等的努力之下，中国的研究领域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各领域均在广泛推进一流的研究，论文数量自不必说，顶级期刊上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各位即将开始职业生涯的日本研究人员，我十分理解你们心中所想的如果能去海外的话首选欧美的心情，但不妨将中国也作为选项之一。我们研究所的河野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北京事务所主导在中国成立了在华日本研究者协会（http://www.sti-lab.org/japan.html），目前也在顺利开展活动。我虽然只参加过聚餐，不过我认为，这种跨越研究领域的联系今后会以各种形式发挥作用。
结束语
这个系列不限制写作内容，所以最后我想对日本的研究方针发表一下个人意见。我反对“选择与集中”战略。即使从全球来看，难以找到应用出口的基础研究也在逐渐缩小规模，即便在相对而言被认为高度自由的中国，也要求做出能投入应用或直接与产业挂钩的研究结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等研究人员数量多、研究资金也比较充裕的国家采取相同的战略应该很难胜出。既然如此，我认为日本应该转换方向，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这样就会吸引全球各地想做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应该能进一步激活日本的研究环境。无论美国、中国还是日本，期待今后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能更方便地开展研究。
三木 大介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日文：Science Portal China
中文：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