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人简介
陈小牧:本次对谈主持人,日本留学问题专家。教育学硕士,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国费奖学金获得者,主要著书《日本留学之味》(日本名校50学子访谈录)。
罗灿怡:中国某高校日语专业本科,后获得学校推免资格,保研至本校攻读资产评估专业硕士。本科阶段先赴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后赴九州大学共创学部交换留学,交换时长总计一年。
李安琪:中国某高校日语专业本科,之后就读该校日语MTI。本科期间曾赴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部交换留学,为期半年。
对谈现场,左一为笔者,右一罗灿怡,右二李安琪
写在前面的话
2026年5月27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向日本全国所有国立、公立及私立大学,下发了2027年度《大学入学者選抜実施要項》。文件明确,大学综合选拔与学校推荐选拔(俗称内招生)原则上必须设置面试环节,面试可采用线上形式,相关要求最晚于2029年度全面落地。
这份通知主要针对日本国内考生的招生选拔,是否适用于外国留学生招生,由各大学根据自身招生类别自行判断,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定。不过近些年,外国留学生当中标化考试作弊,利用AI工具代写申请材料等事件屡有发生。受这一问题牵扯,已有不少日本大学开始调整外国留学生入学考核标准,留学生入学考核整体趋于严格,这一变化值得关注。
留学规模层面,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境内教育机构在册外国留学生总量达40.8万人,较上一年增长21.2%;其中中国留学生约13.1万人。今年1~5月,取得“留学”在留资格,新入境日本的外国人累计达到104916人,较去年同期增加9696人,同比上升约一成。生源地方面,尼泊尔新入境24249人,位列第一。中国新入境留学生23168人,同比增幅8.6%。
费用与院校接收方面,国立冈山大学官宣,后续入学的外国留学生学费上调至原有标准的2.5倍,达到133.95万日元,为目前日本国立大学中留学生学费的最高水平。
语言考试与升学衔接方面,2026年7月场次的日语能力水平测试(JLPT)全球报名人数约94万,其中N1报名人数突破14万。而根据JASSO今年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仅日语语言学校范围内,尼泊尔在读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中国学生。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留学①整体体量持续扩大,②入学选拔门槛、③语言能力要求、④留学成本都在同步上升。在这一新背景之下,笔者与本次对谈的两位参与者,围绕上述四大议题分享了各自的经验与观点,希望能为计划赴日留学的家庭带来启发与参考。
一年两校的交换,到底值不值
陈小牧:罗灿怡拥有两段日本交换留学的经历,分别是首都圈的一桥大学,以及地处福冈的九州大学。九州大学虽属于地方院校,但作为旧帝国大学,办学定位是面向全球,开展前沿研究,和普通地方大学有本质区别。据我所知大部分中国学生只参加一次交换项目,你为什么选择连续两段交换留学?
罗灿怡:我大二就确定要申请两段交换,报名阶段直接申报了两所院校,最核心的目标就是锻炼口语。国内语言类专业学习侧重读写,开口练习的机会有限。日常看日剧、动漫大多只是被动接收信息,缺少实际输出,我不希望学完之后依旧难以开口交流。
日本留学时代的罗灿怡
陈小牧:所以你前后两段交换,都是冲着锻炼日语表达、多开口去的?
罗灿怡:对。我本来想在一所学校待一年,九州大学当时也有一年的项目。后来觉得,如果走两段,就可以在日本不同地区生活,都体验一下,尝试一下。说到底,还是想把口语练好。
陈小牧:除了项目名额,国内升学安排、学分能不能转、成绩如何维护等等,这些全都是现实问题。当时你是怎么权衡的?
罗灿怡:确实这么做的人很少。选第二段交换留学,很容易和毕业、保研产生时间上的冲突。国内保研夏令营很早就开始了,但日本学期结束得晚,两边时间很难对上。而且我当时人在日本,国内的成绩绩点也基本没法再往上刷。
我一开始其实没把握自己能拿到保研资格,是我人在日本交换的时候,才知道拿到了推免名额。这样一来夏令营就错过了,最后只能走本校的推免。代价就是没法再报考别的学校,相当于放弃了一部分升学选择。
陈小牧:这也能看出交换留学是需要权衡的。收获语言锻炼与海外经历的同时,也会面临诸如夏令营、绩点和择校方面的取舍。准备多段赴日交换的同学,可以提前确认学分互认,捋清楚国内升学的时间线,再确定交换多久,减少之后手忙脚乱的情况。
在成人仪式和移民研讨课里,看见另一种日本
陈小牧:当留学生真正踏上日本,除了学业,也会接触到许多本土社会的真实片段,真切感受到课本之外另一重面貌的日本。今天我们不去重复那个老生常谈的如何融入问题,更想聊聊,留学生应当怎样与这样的本土社会建立有意义的联结,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罗灿怡:我倒没有那种强烈的融不进去的感觉,可能我本身钝感力比较强吧(笑)。我20岁是在日本过的,当时收到国立市政府寄来的成人仪式邀请函。信里说,如果感兴趣,可以报名参加仪式的策划和主持,直接联系事务局负责人就行。我觉得能在日本过20成人礼挺难得的,就想去试试看。那时候我刚到日本,日语还说不太利索,面试完没想到居然真的选上我了。
陈小牧:那从成功入选,到最后站上舞台主持,你具体都参与了哪些工作?
罗灿怡:我是全程跟着年轻伙伴们一起做策划,写活动脚本、设计互动游戏、做PPT,就连仪式结束后的蛋糕预定,也是我们这群年轻人分工搞定的。每周都要去国立市政府开会,和工作人员、负责人,还有另外5位主持人一起商量细节。最后能亲自站上舞台,主持这场对日本人意义很重的成人仪式,成就感真的挺强的。
陈小牧:那仪式上穿的和服,也是市政府帮忙安排好的吗?
罗灿怡:是国立市政府帮我介绍了一位教日本传统文化的老师,和服是在老师家里准备的,仪式当天也是在她家换上穿好。让我特别感动的是,那位阿姨跟我说,日本家里孩子满20岁成人,家人通常会送人形玩偶。知道我一个人在日本,仪式当天早上,她摆了满满两大桌各式各样的人偶,有十二生肖,还有各种神佛样式,让我挑自己喜欢的。平时她也常常做饭团给我吃,特别照顾我。
每次开完会,我们大家还会一起吃饭。没有人因为我日语说得不好就疏远我,大家都会特意放慢语速跟我沟通。所以我很想讲讲这段经历,它让我看到了刻板印象之外真实的日本。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不一定有代表性,也算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吧。
陈小牧:透过你的这段经历也能感受到,这类“第三空间”,可以把单纯学日语,变成实实在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时一起做策划的,也都是同龄人吗?
罗灿怡:对,大家全都是当年满20岁的年轻人,年龄跟我差不多。策划期间我们经常聚餐,仪式举办前还要集体彩排,私下接触也就越来越多,熟了之后也会单独约饭。我身边一桥大学就有两个男生,就是通过这类活动认识,后面好像谈恋爱了(笑)。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有很多来回接触的机会,确实是拉近距离很有效的方式。
陈小牧:刚刚我们聊到成人仪式这类发生在校外的社会现场,看到了很多书本之外的日本社会面貌。那回到校园,在课堂,大家又有哪些不一样的观察?
罗灿怡:有一门研讨课,主要研究在日移民群体。后来我去九州大学交换,也继续学习了这方面的内容。在一桥上这门课的时候,老师给了十个选题,我们十个同学每人选一个在日移民相关方向,要做期中、期末课堂汇报,还要写课程报告。
大家选的题目很多都和自己的成长背景有关系。有位北海道来的女生,研究阿伊努人,还有研究部落民和冲绳少数民族的。韩国留学生就研究在日韩国人。我当时选的是留学生这个群体。
陈小牧:那课程里参考的学术资料,和你实地看到的真实情况,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罗灿怡:课上老师给我们看过一份比较早期的,关于中国留学生的调研,里面大量内容都在讲留学生经济窘迫,靠打工谋生的处境,也就是日本所说的脏、累、危险(3K岗位)的体力工作。但结合我实际的观察来看,早年这批论文描述的很多生存困境,如今更多地出现在一部分东南亚留学生身上,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深挖的研究方向。
据我观察,他们很多人就止步于语言学校。语言学校一般是两年学制,因为学生把大把时间耗在打工上面,没什么精力学习,日语很难进步,考不上大学,最后只能回国,连进入大学的机会都没有。
陈小牧:确实,这是不少赴日留学的人会碰到的现实问题。一边要打工维持生活,一边又得留出足够时间准备升学,生活和学习之间的平衡,其实挺考验人的。
从“一起做事”开始,而不是从“交朋友”开始
陈小牧:说回到留学生和日本本土社会的联结。我们当年那批留学生,除了上课、打工之外,会经常去到公民馆、图书馆这类社区场所。那时候通讯还不发达,大家大多看纸质书,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文字处理机的使用也很普遍。这些地方,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第三空间”。是学校和家之外,可以反复碰面、开展交往的公共环境。接触现在的留学生,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大家线上社交非常活跃,但主动参与线下社区活动的意愿,似乎和过去不太一样。
李安琪:现在大家参加这类线下活动的积极性确实不太高,当然这也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不少中国留学生,还是更愿意待在华人留学生自己的圈子里面。
在日本交换时李安琪(右二)和同学们参与企业家入门课程的开店实践
陈小牧:也就是并没有真正走入当地社群。从我自身的感受来看,很多日本同学的边界感很强,会把公事往来和私人生活分得很开,人际关系推进的节奏也比较慢,和有些留学生习惯的快速熟络不太一样。
罗灿怡:想要真正走进日本同学的核心小圈子,确实要花费很多时间,做到完全融合并不简单,但交到能够坐下来好好聊天的普通朋友还是可以做到的,我自己就有许多这样的日本朋友。
李安琪:相对而言,如果学生本身就有海外经历,或是对外语、异国文化抱有兴趣,彼此就会更容易走近。比如我在长崎大学遇到的日本学生Tutor(辅导员)就很友善,还会叫上自己的朋友,和我们留学生一块儿吃饭聚会。
像选修外语、国际交流类课程,或是加入国际交流社团的日本学生,本身就有接触外国人的意愿,对异国背景不会感到陌生。但反过来,如果对方几乎没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相互靠近就会比较困难。
另外还有很现实的阻碍,首先就是语言。日常闲聊的时候,日本人说话语速很快,一旦跟不上或听不懂,就很难融入。再就是小圈子的问题,尤其在地方城市,日本学生的固有小团体联结会更紧密,外来者想要介入进去,门槛确实会更高。
罗灿怡:我感觉也不是完全。你还是要经常联络,联络次数多了,你自然关系就会更进一步。我在日本参加的20岁成人礼策划时,大家都要反复私下沟通,沟通次数多了,自然就熟悉了。还有参加研讨课的同学,大家因为课程课题长期一起讨论、做发表,有固定共同任务,很容易慢慢熟悉起来。
李安琪:但普通通识大课,上完课大家就各自散了,缺少持续互动的契机,就很难发展出课堂之外的关系。地方院校里,如果有国际交流社团,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不过就算是这类社团,真正深交,依旧需要长时间慢慢相处。
罗灿怡:我始终觉得还是要分人。这种事情个体差异确实很大,也会碰到接纳度很高的日本人。我在一桥大学的时候,住的是合租公寓,四个人共用厨房,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的卧室。我的两位日本室友,一位是日本和西班牙混血,另一位是纯日本人。后者性格内敛安静,我用LINE找他,偶尔就会遇到已读不回的情况。但也有的日本人回复消息特别及时,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具体的人。
陈小牧:不过客观来讲,建立一段关系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确实是存在差距的。
罗灿怡:没错。拿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想要融入日本同学的熟人圈子,要耗费的时间,大概是跟中韩同学相处的三到五倍。就比如说和韩国同学一起上课,来往几次就能私下约饭,也可以聊一些比较私人的话题。但有些日本同学,哪怕见过五六次、七八次,聊天依旧停留在很表面的内容,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对话才会慢慢往更深的方向走。
陈小牧:这份距离感来自哪里呢?
罗灿怡:很难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原因,个人性格、成长背景、沟通习惯都会造成影响。移民研讨课上,我有一位相处不错的同学,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交流,一直到学期过半、大概第八节课前后,我才知道她拥有中日跨文化家庭背景。这类私人信息,他们只会在彼此足够熟悉之后才会吐露。想要真正走近彼此,必然需要耐心。
陈小牧:现在不少学生都期待即时反馈,聊一两次看不到进展就直接选择放弃,但时间本身就是建立关系绕不开的成本。那有没有可行的做法?
李安琪:我认为需要搭建“桥梁”。一些带有组织属性,甚至带有“半强制”性质的集体活动,可以提高见面的频率,大家慢慢熟络起来,相对更容易彼此走近。
罗灿怡:体育运动也是很好的途径。竞技运动通常不带有意识形态。一开始只是一起打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简单闲聊,之后还可以约着一同运动。
陈小牧:所以留学生不要被动等待所谓的“自然融入”。Tutor帮扶制度、社区线下活动、体育社团、课程小组项目等等,都可以成为稳定、反复与人接触的社交桥梁。
这也让我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当下海外年轻人流行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去到一个公共场地,大家一起上陶艺课、一起做手工,或是参与“无声读书会”,一群陌生人同处一室各自看书,互不打扰。核心是共同完成一件事,无需刻意聊天,没有社交压力。
这似乎印证了你们刚刚的观点:人际关系可以先从一起做事开始。真正的联结从来不是靠单次活动速成,而是依托可重复的相处场景,不用急于无话不谈,先建立稳定的接触,让熟悉度自然积累。我也非常认同:社交融入的核心,是“一起做事”,而非刻意交朋友。
现代年轻人为什么敢离开家
陈小牧: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抗拒离开父母,去到陌生的异乡生活。对于“离开家”这件事,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李安琪:在父母那一代人的观念里,家里大多只有一个孩子,不少家长并不希望子女走得太远。但我们这一代想法不太一样,觉得得先把自己过好,未来才有能力赡养回馈父母。如果自己生活都一团糟,还要依靠家里,内心会有很重的负担。所以我并不排斥离开家人去外面闯荡。
陈小牧:看得出来,你们对于职业与自我身份的期待也十分清晰,不太愿意接受那些和长期人生目标完全脱节的选择。
李安琪:尤其是一路从优质院校走过来的学生,自身期待会更高,不太愿意委屈自己,选择将就。
罗灿怡: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反正就是抛弃一下自己的一些成见,多去体验一下各国的文化。反正你都到那里了,你不喜欢你就回来呗。
陈小牧:除了自我期待之外,你们对于“出国”这件事的认知也更加理性清醒。现在有一部分人把日本劳动力短缺,简单解读成“只要过去就能拿到好工作”,这个逻辑其实并不成立。
罗灿怡:在我看来,现在不少人有出国的想法,但同时存在明显的信息差。大家只看到海外的劳动力缺口,却忽略这些缺口大多集中在服务业岗位或是高端顶尖人才,中间层级的人才其实并不紧缺,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身实力。很多人误以为去到日本就可以轻松找到好工作、赚大钱,但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陈小牧:这点非常关键。日本既希望吸纳留学生,也有补充本土劳动力的需求,但这不代表留学生就自然能拿到理想岗位。日本本土应届生就业率很高,企业本身就十分争抢本土学生,不少中间层级的岗位,基本由本国毕业生就可以消化完毕。所以在规划的时候,或许可以多从自身出发,不只想着“我想去哪里”,也看看自己具备哪些能力、想进入什么行业,以及实现目标需要补齐哪些条件,这样做选择也会更贴合现实。
留日读研没那么简单
陈小牧:两位都拥有日本留学交换经历,为什么后来没有选择留在日本读研?
罗灿怡:我其实有过这个念头,但受到好几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家庭因素,但更核心的问题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要攻读什么专业。
陈小牧:那你当时有考虑过哪些方向?
罗灿怡:如果留在日本的话,我大概率会选择人文社科专业。因为我的两段交换经历都是偏文方向。当时有一位国内的老师提醒我,如果选移民研究、文学这类方向,之后想要在日本就业,和本土学生相比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就是你研究不过日本人。如果留在国内本校,反而可以选择学校实力很强的经济学相关专业。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道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考虑回国升学。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拿到本校保研名额之后,我的可选专业范围就已经受限,又错过了保研夏令营,最后就读了资产评估硕士。有点像我早年高考之后被限定在语言类专业,可选择的空间被提前压缩。在日本,文科、社科方向我都可以去尝试,但仅仅一年的交换经历,不足以让我判断自己真正适合什么领域。
在日本读硕士,核心是要踏踏实实地开展研究。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适应研究类工作,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做科研。想得越多,内心就越迷茫,再加上信息差的问题,最后比较仓促地决定在国内读研。当时本校的推免面试已经启动,我也是拖到比较晚才去参加。
陈小牧:你的犹豫非常有代表性。日本大学院的硕士阶段,确实有一部分学生只是为了拿到学历,但如果想要深耕学术,深度的科研训练要到博士阶段才会展开。
大学院大多采用个别指导的模式,教授分配给单个学生的时间,要远多于本科课堂。倘若学生没有清晰的研究计划,或是个人目标和导师的培养预期不匹配,导师所要承担的指导成本和责任都会变得很高。所以教授评判学生,不只是看语言成绩、本科院校背景,同样也看重研究意愿、专业基础以及未来规划。
罗灿怡:确实如此。如果学生没有认真做研究的意愿,导师会觉得时间投入和产出并不对等。
陈小牧:招生环节本身也存在一些制度上容易混淆的地方。日本的“研究生”,并不是国内概念里的硕士,而是没有学位的旁听生或预科生制度。有不少人会选择这条途径,把它当成考硕士的捷径。
罗灿怡:先做“研究生”再考硕士,好处是可以提前和导师建立联系,面试时或许能占据一定优势。我在九州大学的时候,曾咨询过一位地球环境科学方向的老师,问能不能报考他的研究生。老师建议我直接报考硕士,还提到他不太愿意招收研究生,因为这条路径容易引来“走关系”的质疑。
我的感受是,九州大学正在逐步缩减研究生的招收规模,未来会更倾向直考。换个角度来说,确实也有不少学生希望借研究生的身份,提前拉近和导师的关系。
教授除了考量专业匹配度之外,还要顾及自身的指导责任,在招生这件事上也会变得越来越谨慎。
陈小牧:“研究生”制度的优势,是可以提前进入研究室,熟悉导师以及研究课题。但风险在于它并不属于学历教育,也无法保证一定可以升学。不会因为学生已经以旁听生的身份在读,教授就降低专业考核的标准。
对学生来说,切忌把“研究生”当作规避考试的跳板,应当先确认自身的研究计划是否可行、和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否匹配,之后再评估自己更适合直考,还是走“研究生”这条路径。(本文根据对谈录音整理,有删节)
供稿:陈小牧
图片:罗灿怡、李安琪、陈小牧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