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野依良治的视点】“协同研发共享”带来创新效应

2021年07月14日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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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6日

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广泛期待相反,全球范围的人才培养及研究活动都面临着财政困难的问题。事实上,日本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实际提能供的经济支援也只是一种局部的对症疗法,或者现行体制下的延命措施。为了建立一个不仅是在当下,还能持续适应未来社会的科技经营基础,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必须汇集所有的智慧,为了达成学术和社会目的,就必须突破现状。

日本的研究生产率低迷

日本每年投入的研究经费总额为18.9万亿日元(其中政府资金3.5万亿日元占19%,民间资金占72%),拥有68万名研究人员(其中大学教师为18万人,民间研究人员占比超过70%)。作为生产率指标之一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约为7万5千篇,在世界排名第5位,但遗憾的是,论文被引用次数低迷,引用次数占前10%的论文排名在第10位,前1%的论文排名第12位,最近10年来所有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均呈减少趋势。不仅低于美国和中国等大国,甚至拜了一些研发经费和研究人员数量均比较少的国家的后尘。这种惨状主要显示了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活动的状况,为了充实和改善研究状况,不能只是单纯地向现有体制增加资金和人员,而要改变资金的分配方法,提高研究人员及研究内容的水平。然而,导致研究生产率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的教育研究固守落后的价值观,由此带来的研究缺乏创新效果,所以必须要克服这种体制带来的危机。

为了应对新目标,现有组织应战略性缩小

进入本世纪后,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和研发体系都没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日本也有很多意见认为其原因在于来自公共财政的支援不足,笔者虽然也理解这一点,但仅单纯地增加资金并不能解决问题。除了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是个例外以外,即使乐观地估算,10年后各国的公共研发经费也达不到现在的2倍。然而,尽管经费总额有限,但科技界除了目前开展的活动外,还需要紧急应对譬如“知识共创与再构成”、“第4次工业革命”、COP21主题“地球变暖问题”、联合国通过的“仙台防灾框架2015-2030”、“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等涉及日本国内和国际的各种问题。

以制造业为例,就是在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和人才,持续生产高品质产品的同时,还需要开发利用现有技术难以实现的各种新产品。为了满足这种乍看上去貌似不合理的要求,必须从自身开始重新调整科学技术的研发体制、重组和更新大学的组织框架,创建一种新的机制。至少需要构筑起一个能促进“举社会之力”全面协作的生态系统,只有这种系统创新才能不矛盾地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品质的大转变。困难也要挑战,否则不仅是国家,文明社会的存续也会变得危险。

现行研究教育体制为20世纪社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研究界认可这种价值观,并打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维系和持续它,那么将许多相关经济要素作为既定要素开展活动(即“内部化”)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如果还在期待被视为外部要素的国家财政负担能够扩大那几乎是不现实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要不论目标,真正从战略意义上出发,将以人工费为首的固定费用改为变动费用,使规模能灵活可变,必要时还要进行彻底的缩减等一系列对应。

形成“协同共享”

任何变革都不能造成品质的下降和活动的减少。国立大学坚持通过维系现有体制来保持巨大的累积资本价值,但一旦在应对环境变化方面出现失误,就会一举导致经营崩溃。世界受技术革新浪潮的推动,正从各个角度向共享社会(Sharing Society)转变。这样的话,研发中所需的全部资源,比如资金、人才、商品、基础设施和信息也应该跨越组织的壁垒,从个人专有向有效共享、共同利用过渡。

虽然需要一定数额的初期投资和固定费用,但充分驱使多样化的共享机制能将“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也即单位追加与提供产品和服务时所需要的费用朝着实际为零的方向推进。这种模式转变无疑将有助于减轻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研发经费的社会负担过大的问题。无论哪个国家,国内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足的部分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弥补。此外,应该超越学术界以往的价值观,通过更积极地创造出多样化的社会知识资产,来实现“外部效果的扩大”。笔者认为,只有形成杰里米·里夫金所倡导的“协同共享”,通过“战略性缩小”现行疲敝的研究教育组织结构来促进真正的合理化和升级,更本质的事情是,通过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剩余资源来扩大社会存在意义。无论行政机构还是大学现场,希望其在考虑向现有体制投入的公共资金多寡之前,先关注一下通过建立协同共享所实现的巨大社会经济效应。

回顾过去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服务部门的变迁来看,减少资金和人才投入往往有助于实现组织的合理化和升级。其带来的影响并不一定总是负面的。我们需要改变价值观。近年来兴起的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比如优步(Uber,企业价值为6万亿日元的共享汽车)和爱彼迎(Airbnb,短租共享公寓)等的繁荣,也许就是已经达到了顶点、处于成熟期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转型。

这种以信息技术革新为背景的改革不正是根本性提高研究教育质量的撒手锏吗?无论是校园基地型还是网络型,各领域的高级专家的自律性分散/整合形成的“协同共享”使得“价值共创”成为可能。除了以往的独创外,积极推进共创将保证未来的科技发展。研究人员要通过以往不同的联合活动来解决各自的目标课题。跨越现有专业划分,与国内外多层面的联系成为可能。

这种新的自律型管理将极大地削弱现有大学组织的研究科和学部的存在意义。促进传统的专业封闭式、垂直整合型学院框架的瓦解,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一件坏事。

让研究教育开放化

关于高等教育的开放化,美国的Coursera和edX推出的、可以通过网络免费听讲的大规模公开课程慕课平台(MOOC: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等已经取得成功。知名教授与全球各地的学生们互为一体,双向参与教育。在日本,虽然有使用语言的问题,但不仅是自然科学,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都先用日语尝试一下又如何呢?学生的视野和教养的范围应该能明显扩展。

1980年以后出生的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的思考能力和执行能力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挑战开拓新领域的年轻人无比敏锐且非常优秀,一定会向合理性发起挑战。科技界长期以来的旧习壁垒,不可能阻碍具有远见的他们的前进之路。

高级测量设备的共享平台

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日本研究业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公共研发经费的投入应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和科技实力的增强。目前这种大学为各位研究人员分散型分配资金的方式虽然能促进创造性成果的诞生,但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催生单一学术论文而实施的“经费供应”。仅凭这一点,很难说整个国家针对研究的“投资效果”达到了最大化。另外,近年来竞争性研究资金被部分特定大学所垄断的情况导致大多数大学的研究变得极其困难。关于具备通用性且价格十分昂贵的先进测量设备,应本着让“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原则,战略性地推进让更多的研究人员共同使用的“协同共享”。

关于政府建设的大型加速器和超级计算机等国家级主干技术,已经在法律上规定了共同使用的原则。还有很多有特色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的设施也实现了共用。在美国,为了普及人工智能,民营企业谷歌通过云服务向研究人员免费公开了计算能力达到理化学研究所开发的“京”的18倍的超级计算机。

此外,很多昂贵的中等规模测量和分析装置也不应该由个别大学和研究人员独占,而是应该按地区汇集,或者通过网络管理,以实现利用的最大化。这样,不仅是大学的人员,还会聚集产官学各界乃至各领域的外国人才,促进研究迅速取得进展,由此应该会催生出广泛的知识共创、新技术开发和商务创新。文部科学省2012年启动的纳米科技平台就吸引了日本全国26家法人和40家机构的参与,其前景备受期待。

这种高级测量设备的共享平台不是单纯的服务提供者,也是研究实践的场所。与大学一样,为了共同组织的健康存续和发展,公共的自立心不可或缺。首先要确保各领域的专家,还要说服用户接受其存在的意义,为了实现稳定的运营,还需要国家、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产业界等承担相应的财务负担。与销售额已经达到1800亿日元的受托分析企业合作也有助于共享平台的顺利运营。不仅是测量设备的集中和共享,生物材料和化学药品的大规模库存管理及应用也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

文:野依 良治(JST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主任、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翻译编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