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野依良治的视点】日本的科学社会能应对“集体智慧的时代”吗?

2021年07月07日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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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5日

开放科学时代的到来

交通工具的发达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得新的“知识共创”正逐渐成为可能。过去靠个人思索以及知识创造的科学研究也迎来了开放科学的时代。

即便是在最能体现个人智慧的数学界,也有了由菲尔兹奖得主蒂莫西·高尔斯于2009年创立博学者项目(Polymath Project)的动向。这是一个在由很多数学家组成的社区上,集结大家的力量,推导出解决难以证明的数学问题的活动,这个活动最初的想法是:“一个达芬奇改变了世界。如果把一千个达芬奇聚集到一起呢?”。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不仅提出的问题获得了解答,而且通过反复讨论还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互联网的发展在基因研究、天文学、鸟类观察、环境监测及古文献读解等需要数据驱动的领域,为普通市民参与的“公民科学”带来了成功案例。当然,这不只是参与人数多少的问题,需根据目标建立一定的秩序,具有视野开阔的优秀领导者和多元化人才的参与是不可缺少的。

“科学是一体化的”,但在日本,科学家们的领地意识过于强烈。由于对“知识共创”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跨领域合作”和“跨领域融合”迟迟未能取得进展。另外,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日本的国际交流依然继续低迷,国际联合研究的占比一直低于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值50~60%。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制作的科学地图显示,在全部844个研究领域中,日本只参与了其中的32%,新领域的共同开拓能力明显不足。

要解决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复杂问题,仅靠一个天才、秀才是困难的。这不是谁来解决问题,而是怎样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考虑到近年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深化的状况,文理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日本的问题是在文理分科的中等教育阶段已经开始出现融合,但在拥有各种优秀人才的综合国立大学,却看不到从组织上进行调整的尝试。公共资源的分配方法、专家们的评价以及学会和协会的存在方式对此是否产生了阻碍呢?现在局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最近,《自然》和《科学》等期刊也顺应全球的这种融合趋势,朝着这个方向推出了相当数量的姊妹期刊,期待在这股新潮流中具有独特文化的日本能发表受到瞩目的成果。

生活共同体(Group)和社会组织(Team)

日本社会存在民族同质性高,排斥异质性的风气。即便是研究体制,也对“Group”和“Team”的区别缺乏根本的认识。源自英语的Group意为“群体”。蚂蚁、蜜蜂、鱼、鸟及动物等同一种生物,或者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同质的人形成的集团,被认为有助于适应环境实现生存。另一方面,Team是具有明确的行动目的,是根据某种社会意图组成的组织。从体育运动中就可以看出来,要在明确的指挥官的领导下,聚集拥有获胜所需的专业技能的选手进行竞赛。单凭恰好居住在一起的人的力量是完全没有胜算的。

过去日本的大学注重平稳的群体文化。这种独特的学术研究和培养继承人的方式可以比作牧场经营。不过,虽然奶牛们可能希望一直在熟悉的牧场里安稳地度过群体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原劣化,或者有限的投入与产出额失去平衡的话,乳畜业将无法维持下去。个人自不必说,社会同质群体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在存在着大量紧迫的重要课题的现代社会,光凭畜牧式体制是无法存续的。现代的研究体制亟需从静态的“结构秩序”向动态的“功能秩序”进行转变。无论对象是科学、技术还是更广阔的社会,有许多课题如果不能避免同质化,组建拥有不同能力的Team来发挥综合实力的话,就无法解决。

妨碍日本开拓新领域的是大学的组织习惯。偏重持续性和缺乏新陈代谢,导致日本全面开始研究重要课题的时间比其他国家晚了10年。应该大胆地促进对生活在新潮流中的年轻人的培养。首先,要保证所有教师的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反复要求遵守2007年修订的《学校教育法》的原因。大学教师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相反是形成自律研究网络的前提。外国之所以盛行联合作业就是基于个人的独立性,而像日本这样,由同一学科内的价值观相似的人共同开展联合研究的情况则是极为罕见的。

最优化Team创造价值

与大学不同,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科研大多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些研究通过快速的项目方式推进,但其对过往的自力更生主义、全日本(All Japan)方式的执着则大大削弱了竞争力。组建一个能共同创造价值的Team,离不开有见识的领导者,以及促进国内外的头脑循环。这与日本的橄榄球、大学和高中的足球赛在国内虽然水平很不错,但出战世界杯,光有日本人主教练和日本球员就无法获胜是一样的道理。

近年来,全世界因为移民问题而变得不安,但这正是获得优秀的全球人才的绝好机会。外国的高级人才并不是平凡的技能提供者,而应该提供其名誉和信任,这也是美国、英国、瑞士、荷兰和新加坡等国在科学界的活力之源。在这些国家中,博士研究员中的外国人占绝大多数自不必说,最重要的是研究指导者的选择。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的研究所长(Director)中四人有一人是外国人。而日本只有内阁府旗下的冲绳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OIST)走在了前面(现任校长是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前会长彼得·格鲁斯),但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普通大学的反应不知为何显得迟钝。

自由研究社会能否到来?

如何才能为实现目标选拔和雇用最优秀的人才?美国硅谷的初创企业在这方面要领先了一步,“因为自己没有”,所以可以根据雄心勃勃的目标,提供优渥的条件获得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才。今后所有的研究组织都将广泛利用“人才云”(Human Cloud),而不再依赖偶然的机会。

虽然也要看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程度,具体的挑战性课题研究的核心成员可能会由现在(受欢迎的)退休制的机构员工和正式职员变成拥有出色专业技能的自由职业者。他/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背景,对特定研究机构的归属感淡薄,主要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生存。对被赋予的目标,他/她们具有较高的达成意愿,整个项目能够在才华出众的领导者的领导下迅速推进。产官学合作的门槛将降低,国际合作将更加紧密。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参与多个机构及组织,“多重工作”(而不是“副业”)也将出现增加。

但是,重视生产效率势必会在劳动环境中引发激烈的竞争。为了维持社会的健全发展,需要针对不断扩大的个人能力差准备一个安全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创新不能将那些认真工作但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的机构研究人员和学位获得者,以及缺乏功能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视为“社会的负存在”。持续推进再教育才能提高环境适应能力。

在这个混合型知识基础社会,传统大学还能够继续保持知识的中心地位吗?有必要建立起让掌握日本命运的年轻一代憧憬并满意的多样化教育研究的场所。

文:野依 良治(JST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主任、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翻译编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