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野依良治的视点】为了国家利益的产学合作(其二)

2021年06月30日 高等教育

更多请看: “野依良治的视点”专辑

2017年4月21日

正如在上一篇(参见:为了国家利益的产学合作(其一))中提到的那样,为了有效推进产学合作,双方需要了解对方的立场,并就合作达成明确的约定。这其中还包括公共机构在内的“官方”应该发挥的统括作用。本篇将进一步思考一下更具体的课题。

建立产学官合作平台

为了通过“知识共创”使各种研究的成果最大化,并为社会带来广泛的繁荣,有必要建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共平台,让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在上面有效共享各自的资源。希望汇集了众多企业的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以及实现国家研究战略重点所在的理化学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物质材料研究机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能充分应用其广泛而且高度的专业性,发挥出强有力的枢纽功能。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就是一个获得了国民信赖的公共产学合作制度的典范。所长的权限、研究人员的资格(例如企业的工作经验等)以及学生未来的出路都很明确,协会的运营也非常顺利。另外还可以参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各种项目,以及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先进制造中心(CIM)专注于特定领域的产学合作制造业平台的机制。

设置“创新特区”

为了促进产学官合作,在构建上述公共枢纽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在各个大学机构设置“创新特区”,当然也可以由多所大学联合运作,形成一边与以教育和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大学合作,但一边又拥有不同价值观的独立组织。联合研究实施的形式也因目标课题而异,可分为非竞争阶段、竞争前阶段和竞争阶段等多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研究要想有效地获得推进,就要求 “创新特区”必须是一个张弛有度、并且在法律和社会伦理方面具有一致性的组织。当然,也需要明确参与者的身份和职务的管理。

“创新特区”不仅是制定研究方案和具体实施,在资金的筹措和使用、人事、对外联系、安全管理及知识产权等方面也需要像民间企业那样果断且迅速地做出决定。拥有推动组织机构顺利地进行管理运营的“后勤部门”(Back Office)的同时,还要具备开展各种对外合作的“前台部门”(Front Office)功能。这不仅仅是在欧美,从中国和韩国大学的创新情况来看,仅靠以往的垂直管理的行政模式、学术的价值观和短期的商业化视角是无法运营的。

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日本的大学组织里缺少经营者,很难应对以创新为目标的产业活动。留给大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即便是执行具体的课题,也必须任命像美国的DARPA研究那样启用熟练的项目经理,而不是大学内部的人员。进一步地,还必须确保在国内外有过创新工作经验的负责人以及培养有能力的专业人才也是不可或缺的。

出现在大学的信息风险

大学必须坚持是社会公器。主要利用来自文部科学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公共资金进行的“学术研究”也必须保持中立性和开放性。在大学内部与各种外部组织开展的联合研究也应该“一视同仁”。而另一方面,其他省厅特定政策目的的研究,以及利用私有资金开展的、有时需要跨国推进的经济产业活动则要与其划清界限,必须采取措施应对知识产权垄断、技术发明被隐匿及非法外流等问题。对研究成果的公开也应该有限制。开放式创新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广泛汇总知识和技术,但并不是公开的开放式作业。现在的有些大学研究室对外广泛开放,数据管理不统一,信息设备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公私区分,谁敢断言在这种环境下能够确保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呢。

世界经济论坛在“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发生数据诈骗或数据盗窃的风险排在了前五位之一。无论是教师还是博士研究员或研究生,都缺乏危机意识,但一旦发生问题就是无可挽回的。有些企业表示:“因为不安全,所以无法与大学开展联合研究”,我希望能够再次开展扎实的职务研修,构筑起一个安全、放心、可靠的合作平台。

文:野依 良治(JST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主任、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翻译编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