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野依良治的视点】(7) 科研人员的多样性、流动性以及年轻人的机会

2020年07月30日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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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0日

创新力的源泉在于科研人员的多样性与流动性

大学的使命在于挑战未知世界,拓展知识的边界,培养肩负未来的年轻一代。近察社会形势之变化,远眺未来社会之模样,当下的日本大学教育中教师与学生的单一化问题必会导致教育研究的停滞不前。于科研人员而言,只有多样化的知识背景才能激发出丰富的想像力,进而再升华为创造力。日本必须有意识地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多样化,同时将教师的内部晋升比例限制在一定范围,大力促进教师资源的流动。

有能力的教师才不畏惧流动。德国直到21世纪初始终是禁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校内晋升的,即便现在校内晋升也只是极个别的特例。在德国,收到知名大学的聘请被视为莫大的荣誉,很多人即使没有去那里工作,也会在简历中写上一笔。另外,众所周知,在美国的知名大学里,各个院系的教师基本都毕业于不同的大学,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的情况非常少。日本冈崎的分子科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也始终禁止内部晋升,为日本国内的人才流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要拿出诚意聘请外部人员,即便是著名机构,也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招收人才。实际上,对很多大学来说,向外部人员、尤其是有实力的外籍候选人发出邀请到成功聘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大多都已经在优越的环境中享受到着相当好的待遇。对他们来说,他们能否每天都带着自豪感与家人一起生活,生活环境和科研环境同等重要。薪资和研究经费只不过是聘用条件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个环境问题是大学所在的地区,甚至是整个日本都应该合力解决的课题。

日本应该从根本上避免学阀之争和论资排辈的情况,为年轻人提供广泛参与挑战的机会。我之所以能取得些许受人认可的成绩,也是因为毕业后在即将29岁时毅然离开了母校京都大学的工学部,进入了当时完全陌生的名古屋大学理学部,从而获得了全新的独立科研空间。当时并不是因为我优秀才被选中。只不过是在那个还重视论资排辈的时代,名古屋大学凭借某种直觉,把赌注压在了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的身上,而没有给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名古屋大学要做的就最大限度地给予科研人员以自由,并提供相应的支援,余下的就是静待幸运降临了。这也符合哈佛大学著名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的方针,在海外,聘请外部的年轻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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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大学丰田讲堂名(照片取自古屋大学FaceBook官网)

何为终身轨聘任制度?

不过,无论怎样慎重,启用年轻人对大学来说都存在风险。当然,年轻教师自身也要承担起责任。因此,很多国家的大学都采用终身轨聘任制度(Tenure Track)。以美国为例,教授和相当比例的副教授都能获得终身教职,不过30岁左右新聘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几乎不会一步获得终身教职。大学将对具有科研自主权的PI采取终身轨聘任制,即5~7年后评价PI的科研业绩(有能力的PI也有可能在此期间收到其他大学的聘书)。评审之后只有两种结果,即非升即走(Up or Out),通过评审的PI晋升为终身副教授,特别优秀的也会直接晋升为终身教授,评审未通过者即卷铺盖走人。不接受助理教授的延期评审。不过,这种评审也包括外部专家的评审意见,本来就是一种主观化的审核,未通过评审不代表没有能力。如果科研具有创新性,很多人转到其他大学后依旧会获得成功。另外,很多人希望转入重视教学的规模小一点的大学,大学同样也会支持本人的意愿。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简明有效的制度吗?

科研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在日本,年轻人也必须取得独立自己为自己负起责任。终身轨聘任制是一定的的条件下对年轻学者进行评估后才允许其内部晋升的制度。我认为应该在日本全面推行这种兼顾公平且充满活力的制度。

激烈的职位竞争

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为了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者为了学习新的技能,都要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前往各地进行“修炼”。这种“修炼”在某些领域是必修课。不过,他们中很多人所向往的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能够提供的职位有限,全球都处于严重的供需失衡状态。不同领域之间的差距比较大,还有不少人辗转于多个机构。最近,作为新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技术的发现者之一的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女士(现任马克斯普朗克感染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曾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辗转了5个国家的9所科研机构的事情也成为了佳话。

近年来,美国环境工程领域的竞争最为激烈,录用比例为1/19,人数众多的生物医学领域也只有不到1/6的人有机会获得终身教职。一般来说,普通工学领域的录用比例将近1/2左右,但来应聘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助理教授一职的便多达400人。在日本的自然科学领域,大约有15,000名博士后研究员和几乎相同数量的新毕业博士生,以及相当数量的潜在的海外研究人员需要在日本就业,据推算大学和公共机构每年提供的职位只有8,000个左右。其中,终身职位只有约3,000个。尽管认为应该缓解这种激烈竞争的呼声很高,但只要目前这种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学术体制继续存在,就无法期待现状能有大的改善。我希望年轻研究人员也务必正视这个统计数字。我们需要改变意识才能打破当下的危机,同时也需要从根本上对研究体制进行改革。

社会流动性至关重要

巨额的资金投入所获取的知识,只有通过“社会总动员”加以有效利用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种做法不只是为了给年轻人一个饭碗,而重要的是构筑和维系国家的竞争力。科研与体育和艺术一样,对于追求解放自由的年轻人极具魅力,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具选择性的残酷世界。我希望博士后研究员们能够对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心存感激,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小领域里,而是放眼政府、产业经济和教育界,并拿出领导社会进步的豪气来不断进取。科研路上也有许多来自其他行业的诱惑。另一方面,也请那些引领科学发展的PI们不要把博士研究员们当成自己的苦力,用尽而弃。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能够留在学术界的博士生只是少数人。PI有义务从雇佣之日起就负起指导责任,把博士研究员培养成有用的人才输送给社会。所谓的流动性不要局限在“学术界内部的流动性”,还要实现更加开放的“社会流动性”。回到原点,其实在研究生院教育阶段就应当要避免专业划分过细的问题,而是要培养他们可以广泛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文:野依 良治(JST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主任、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翻译编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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