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野依良治的视点】(5) 大学需要摆脱“门徒制度”的束缚

2020年05月21日 高等教育

201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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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科研活动处于劣势

本世纪初,日本的科研活动与美国、欧洲在全球呈三足鼎立的态势。近年来的日本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过去科研活动领先的印证。时至今日,日本的很多研究人员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创造出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同时,年轻科研人员的研究内容之新颖也经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学排名和理工类的研究论文指标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低迷走势。最近10年,在英国教育杂志《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跻身前200名的日本大学由10余所减至2所。即使在亚洲,日本的亮色也在慢慢退却。在研究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方面,日本的Top10%论文的排名由之前的第四位降至现在的第十位,已经被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班牙赶超。然而Top1%论文更是降到了第12位。中国的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如果把被引用次数视为论文质量的反映,那么日本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都已经落后了。遗憾的是,这种退步趋势在所有领域都是普遍存在而且成为了常态。虽然,有人质疑这些量化指标与研究能力之间的关系(后面的专栏中会详细分析),但从整体来看,日本的国际相对地位毫无疑问是在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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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学省(照片:客观日本编辑部)

日本的教育研究体制背离世界标准

那么,导致日本处于这种劣势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来的公共财政支出不足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大学所采用的不同于世界标准的另类教育研究体制。首先,我要承认日本的制度确实有很多优点。但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书所论述的那样,世界正在走向扁平化,在这样的时代里,日本与全球的发展趋势向背,光凭一直以来的特殊性已经无法维系国际竞争力。日本要想实现科研实力的再度辉煌,则必须改变文部科学省长期以来优柔寡断的行事风格和大学内部的不合理规矩,坚决彻底地实施改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年轻人是创造未来的主力军,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基于这个观点,我最想强调的一个错误行为是,2007年通过的《学校教育法修正案》在日本未得到贯彻执行。在修正案中,国立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助教均享有独立裁量权,拥有开展教育研究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传统的由教授→助教授(辅助教授事务性工作)→助手组成的垂直整合型讲座制向新型独立协作制的转型,但直到10多年后的今天,这项法律也几乎没有被遵守与贯彻。我经常听到教授们说:“我让我的副教授自由开展研究呢”,“我的副教授”和“我让”等纯属废话,他们的自由独立是已经写进法律条文了的。

设计未来的是新一代科研人员。我担心,这些年轻研究人员每天疲于被指派的杂务工作,从而无暇去追踪和全面了解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或者缺少从科技政策中受益的机会。

什么样的环境能让年轻科研人员大展身手?

“以前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50年前我也当过大学教授的助手。按照法律规定,当时的任务是辅助负责讲座的教授完成工作。我的工作内容不是讲课,而是指导本科学生做实验、帮助教授完成专业领域的研究以及为研究生提供咨询。因此,我的英文简历上写的职务名称为Instructor(指导员)。目前一些领域仍然有助手沿用这个职务名称,不过理工领域的助教在国外一般称为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这个称谓也定义了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优秀教育研究人员。

当然了,在研究中个人完全孤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研究人员需要设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并推进合做研究。这样,大学里的所有人无论什么职位都能独立成为首席研究员(Principle Investigator, PI),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意愿灵活组建“研究团队”。从定义上来看,首席研究员(PI)必须凭自己的能力筹措研究经费和召集研究合作人员。无法获得研究经费的科研人员要么参与到校内外其他的首席研究员(PI)的合作项目中,要么专心致力于教育工作。这也是科研人员享有的自由。

另一方面,研究生不是教授的免费劳动力,而应该是所有首席研究员(PI)的有偿研究合作者。以往那种定型化的门徒制“研究小组”显然已经无法迅速适应时代的变化。另外,年轻研究人员具有自主开展的跨学科研究、跨国合作及在产学研合作中活动带来最好的成果的能力,这点也已经得到证明。关于那些不归大学管辖,而是根据研究经费签订临时雇佣合同的博士研究员,我们当然也要尊重其自由的思想,尽管在制度上他们要听从所属首席研究员(PI)的指挥,但是这是建立在他们要协助PI完成科研目标的前提下。

建立促进年轻科研人员发挥创新能力的支撑体制

与日本不同,在外国的大学里,仅限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学科内的门徒制度框架下的合作研究非常少。据说引领未来发展的千禧一代(目前为25-35岁)的年轻人们尤其喜欢那种适合创造出新价值的对等型、自律型和合作型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绝对不能阻碍他们的自主性的发挥。

研究生院的各个专业学科,应该在某些共同理念框架开展教育和研究活动的。不过,如果出现了落后于时代的旧制度下的讲座制和研究室负责人束缚了年轻教员的自由的现象,这肯定是设置了首席研究员(PI)人数上限所导致的结果。这些研究团队虽然能维持一定的人数规模,但会明显压缩专业整体的教育研究范围,科研效率也会降低。近年来,日本年轻科研人员承接挑战的机会有限,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开拓新领域方面显得非常低迷。同时,这也是日本在开拓前沿科学和技术方面总是落后的根本原因。例如,在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AI)领域,日本的相关论文所占的总体份额仅占2%(期待能与其他领域一样占到7%),这个数值远远落后于美国的57%和欧洲的18%。

毫无疑问,年轻人的不拘一格的创造性思维以及乐于与他人合作的特点,正是创造力的源泉。因此,为了让年轻人和外国人能够自主研究并且大展身手,我们必须对研究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另外,大学必须建立健全的科研支撑体制,保障各级研究人员都能把90%以上的时间用到教育研究上。目前,那些所谓“杂务工作过于繁忙”的大学研究人员实在是太多了。

顺便说一句,上述内容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都要做到自主研究。对于某种类型的面向国家战略的研究,则需要采用目标管理制,并且必须通过组建一定规模以上的强有力的科研组织,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不过,这种任务型导向型的组织形式并不适合大学,而更适合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文:野依 良治(JST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主任、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翻译编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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