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当时日本学校歌曲主要采用选曲填词的方式，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学堂乐歌创作基本上也是采用此种方式。这种创作方式适应了当时中国音乐的发展水平，对推动学堂乐歌的普及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的近代音乐教育的初期阶段也是“折衷东西洋之音乐而作新曲。”梁启超提出了音乐发展的方向。即将悠久历史的雅乐，民间广为传诵的戏剧音乐，深受庶民喜好的俚歌等相调和，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音乐。
梁启超称自己是音乐门外汉，不过是不知曲谱罢了。在探讨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时，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歌词，这也是梁启超作为诗人可以充分发挥才能的领域。
梁启超认为歌词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提出在雅与俗之间寻求平衡协调的看法。对照音乐发展的道路来看，梁启超的评论可谓独树一帜。虽逾百年，今天看来，非但不觉陈腐，反倒觉得生动新鲜。如此调适的见解并非凭一时灵感空穴来风。此实为梁一方面注目于日本方面的教训，一方面从中国方面的经验中酝酿得来。
当时，明治三十年日本兴起言文一致唱歌运动，推崇歌词的通俗化。这是日本官方主导的音乐教育一味追求雅而引发的反作用。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中国的音乐专攻者耳闻目睹了日本关于音乐教育雅俗的论争。
并非音乐教育家的梁启超，对于音乐却发表了卓见并亲自加入歌词创作中，引导了音乐教育的方向，成为探讨中国近代音乐启蒙教育时不可忽略的人物。今天我们重温其音乐教育思想，不得不承认梁启超的论说富有说服力。这与其本身诗人身份及勤勉博学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但笔者认为，梁启超在日本的见闻，处于一个比较的环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在读外国文学史的时候，觉察到文学家对音乐教育所作的贡献，力诉文学家对音乐的积极参与。关于曲谱，鉴于多从西洋，日本借用的现状，提出了吸收中国雅乐，剧曲，俚调调和而成中国独自的旋律的思案。这是鉴于当时日本音乐教育雅俗之争而采取的调适论。此见解置于如今提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口号相吻合。显示出其非凡的眼光和远见的卓识。在歌词创作方面，梁求诸于雅俗之间，他所推崇的《黄河》一直延唱到今天，可证明其对音乐拥有丰富的感受性和敏锐的领悟力。在音乐涵养国民性方面，其着眼于日本的军歌。但他鼓吹军歌经历了漫长的道路。首先，觉悟到国人缺乏尚武精神是由日本的实际体验与中国相比较而得。作为改变国人尚文篾武性格的手段，注目于当时日本流行的军歌，梁启超在剧曲，诗话等鼓吹军歌，并亲自制作。通过日中比较的视点，理念与实践密切结合，纵横数千年的深度广度的论说，可以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也决不退色。
文／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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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略历
李 海
毕业于名古屋大学，文学博士。2012年9月开始在香港卫视东京记者站工作。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研究所运营委员，安保政策研究会研究员，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奖学会委员。著书《流亡日本期间的梁启超》(日语，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研究所出版)翻译《日本如何面对历史》（人民出版社）监译《融冰之旅――日本原政要北大讲演录》（人民出版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