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中国综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紧急研讨会“中国新体制之下的日中关系”于2012年11月29日在东京都召开，JST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有马朗人、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加藤千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高原明生、中央大学大学院教授服部健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柯隆、敏实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川口清、佳能全球化战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濑口清之等出席了研讨会。
首先，有马先生作为主办方代表发表了讲话。有马先生讲道：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近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备受世人瞩目，其成果体现在论文引用篇数、专利申请件数，以及宇宙、核能、超级计算机、海洋开发等方面。有马先生还说，要想解决亚洲和全世界规模的课题，日中共同推进科学技术项目发展的时代到来了，他还提议“日中韩三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共同合作，解决人类共有的难题，实现共存共荣。”
三位专家的主题演讲
东京大学的高原教授以“党代会后的中国政治和中日关系”为题做了发言。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闪电般访问中国，并且在战略互惠关系方面达成了共识，高原教授解释道：“恶化的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发生改变的原因正是两国关系既有着脆弱性的一面，也有强韧性的一面。”他分析认为，两国关系的脆弱性表现在历史问题、日美安保条约、钓鱼岛问题、相互不信任、民族主义等方面；而强韧性则表现在经济的相互依存、社会、文化交流、非传统性的安全保障合作（传染病、毒品犯罪、海盗问题、地球环境问题）等方面，他呼吁两国“应该加强两国关系的强韧性方面，消除脆弱性”。此外，高原教授还提议，日本外交应当采取的姿态是1、在中国不向钓鱼岛附近海域派遣船只的条件下，努力维持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国状态；2、确认日中共同的利益和作为大国应尽的责任，为邻近各国和国际社会做贡献；3、致力于直接面向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外交；4、（日本）不能忘记曾经是日中战争加害者的历史事实。
接下来，中央大学的服部教授做了题为“日本企业如何应对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局面”的发言。自邦交正常化（1972年）以来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日中的经济关系在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和支援中国加入WTO的合作下得到了稳步发展。2001年以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魅力不断扩大，中国企业获得了成长和自立，中日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可以说是转变成了“协调”、“竞争及竞赛”的经济关系。服部教授还指出，由于发生的反日游行，使日本企业的对中态度有以下动向：1、对于已经确定的中国事业大多数将继续推进；2、汲取遭受破坏活动的经验，将强化风险管理体制；3、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存性、分散风险。
最后发言的是大西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和日本”。首先，大西教授指出，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有：1、作为经济增长模式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已发展到极限；2、由于人力费用的上升，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也发展到巅峰；3、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这7年间上升了25%等等。剩余劳动力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到2030年左右结束的时候，中国将会和日本一样陷入经济增长疲软状态。“在剩下的17年，究竟能够进行怎样的改革。”这是中国面临的课题。此外，“中国要想继续实现经济增长，经济革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极为必要。而在这些方面日本拥有优势和经验，而且在人民币的国际化方面日本也能够予以协作。”大西教授希望中国能够重新认识日本的重要性，他还强调希望日本企业“能够与需要技术能力和品牌能力的中国企业联合，寻找机会开拓中国国内市场和第三国市场。”
专题小组讨论会
富士通综研的柯隆先生指出，“日本企业的品牌力量与20年前、10年前相比降低了。如何恢复国力和品牌力量是日本面临的课题。”柯隆先生还指出，日本企业面临的中国风险有：1、国家风险（政治、政策变更）；2、操作风险（信用问题、品质管理、人工费用、罢工、人民币汇率等）；3、安全风险（治安、破坏活动等）。他指出，日本企业没能很好地应对第三个安全风险，必须强化信息收集工作和信息共享工作。
佳能全球化战略研究所的濑口先生则强调：“2005年以后，中国经济从出口、投资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型，2006年以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城市数量为零，之后这类城市相继出现，预计其人口规模到2013年将增长到两亿三千万人。购买力的扩大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可以说是顺风之势。”
文／铃木晓彦（中国综合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