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日两国的历史性成果
这个条约的要点基本沿袭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的中日共同声明，以主权、领土的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为主要内容。中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取而代之的是日方进行政府开发援助（ODA）等经济援助。
谈判结束、条约订立之后，同日，福田赳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表达了谢意。内容如下：
今天，在两国人民的祝福下，于北京签署了日中两国人民衷心期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表达这种喜悦心情。
日中联合声明揭开了日中关系的新篇章。回想起来，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以来，已经6年了。在这期间，虽然日中两国关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取得了各个方面的显著的发展，但我确信由于这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更加巩固了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这不仅对两国的未来，而且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我和阁下是日中两国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今后，我决心同阁下共同携手，在日中联合声明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全力以赴，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
衷心祝愿贵国的繁荣和贵总理工作顺利。
（出典：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229-230页）
福田外交
福田赳夫提出自己的外交理念，即“全方位和平外交”，贯彻互不干涉内政的姿态，为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跟1977年的“福田主义”有所关联。“福田主义”表现了东南亚外交的基本原则，由“日本表明绝对不成为军事大国，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等7原则构成。
在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通过ODA支援中国建设的背景中，福田这样判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在中国面向经济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实现的。这也跟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享受经济成长的成果有着密切联系，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日本，乃至东亚以及整个世界，都是维护安定和繁荣的关键。”
福田的决策，使得日本政治不再一味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是面向东亚，并且开启了极为重要的中日关系新时代，推进了日本的政治发展。
1978年10月23日，福田赳夫首相（右）在首相官邸会见邓小平副总理。（每日新闻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