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驻日首席记者孙东民先生（3）
――您如何看4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
40年过去了，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掺杂了很多政治的、现实的、历史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时起作用，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在建交初期，都说是干杯的时代。那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都是很客气的，说话很照顾对方。当时来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对中国很友好的。那时候中国人都说，我们都建交了，还说过去的事干嘛，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也是中央当时的口径。
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变化也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发生了改变。这里包括经济因素，中日刚建交的时候中国GDP是10亿美元，现在4,000亿了。那时没法和现在比了。到了1980年代，就开始出现钓鱼岛问题。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使历史问题又闹了出来，中国人不高兴了。中曾根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了，后来他又拼命地加强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扩大人民之间的交流，促成日本青年访华，援建友好中心，积极创立二十一世纪委员会。这些行动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更加深入了。到了1989年，因为中国六四的原因，又是一个低潮。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同，带来了中国和日本价值观的不同。
1984年与中曾根前首相在一起
到了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中日关系又开始改善。可以说，1992～93年中日关系在官方层面上来讲是最好的时期。后来到了1994年，中国核试验，日本人又折腾这事。之后，1999～2000年，关于历史问题以及教科书问题又造成了双方的不和。
但总体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应该说比建交的时候要深入得多了。建交本身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和好处，并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从国际上来讲，保持了东亚地区几十年的和平。在经济上，中国经济的发展给双方也都带来了利益。
中日建交40周年，从大的方面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有潜在的历史问题搅在一起，我觉得40年来，仍然存在着两国如何建立互信的问题。我在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的时候曾多次主张，中日之间要提战略互惠，战略互惠的前提是战略互信。战略互信不能总说好话，我觉得中国外交有时候好话说得太多。中国是考虑大局，有时也会顾及人民的情绪，实在不行了，就批判对方一顿。而日本人相对比较冷静，有问题就谈问题，坚持维护日本本国的利益。
文／赵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