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郭平坦先生谈“中日友好”（2）
――回国后从事哪些工作，中日建交工作您参与了吗？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央机关从事研究工作，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并有幸参加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当时我被调到外交部临时帮忙，针对战争赔款问题负责调研工作，并在谈判之前做内部资料。当时到外交部上班，每天都干到晚上12点。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是周总理的既定方针。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定，日本政府才来和我们谈建交，中日关系才发展得这么快。
1978年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大阪的领事馆领事，主要开展在日对台工作。当时我曾被台湾的国民党特务盯上，险些成了他们的绑架对象。幸亏我及时被调回国内。
之后，于1985年我到全国台联担任主管联络的专职副会长，继续开展针对在美国和日本等地的台胞工作。民进党的陈水扁和吕秀莲于1991年来大陆访问时都是我负责接待的。
陈水扁来北京的目的是探讨台湾怎么能在不受中共军事攻击的情况下独立。而吕秀莲则是刚出监狱（她因美丽岛事件被判10年）就来了大陆。她开始对我们友好，说中国改革开放了不起。但她回台湾后发现在民进党内亲大陆吃不开，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走上了台独道路。
2011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海内外台胞。
――请您谈谈中日建交的背景和对周总理的印象
中日建交之前我曾见过周总理，还为他当过一次翻译，当时周总理来看日共艺术团的演出，剧场休息时他接见演出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我担任了他的翻译。我认为周总理很伟大，他一心一意为国家和人民做事。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也非常和蔼亲切。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周总理和廖公（廖承志）制定的对日外交策略是发展民间外交，即：民间推动政府，地方推动中央，在野党推动执政党，非主流派推动主流派，经济推动政治。这一方针事实证明非常成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联合美日对抗苏联是战略的需要。美国和日本亲近中国无非也是出于同样考虑。
在1960年代，对于日本来说，压力（威胁）来自：苏联＋中国＋北朝鲜，日本只有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才能有安全感。1960年代末，美国因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而日渐衰弱，苏联反而日趋强大，东西方力量对比出现了不平衡。日本开始为安全担心，而如果和中国建交的话，就少一个威胁，多一个朋友，也避免了大幅度地增加军费支出。再就是从经济上考虑，日本也必须和中国搞好关系，那毕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说，“中日友好”对两国来说都不是口号，是国家利益。
文／赵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