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食物的可持续生产

2011年10月20日 科技交流

前言

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命与幸福生活,食物是一天都不可缺少的。但是,由于急速增加的世界人口与不断加剧的环境破坏,耕地不断减少。此外,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气候异常、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等也在威胁食物的供给。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实现的经济增长与随之出现的城市化发展显著的中国,食物需求、特别是肉类的消费不断增加,因此同时,饲料用谷物的消费量也大幅度增加,逐渐从改革开放以前的谷物出口国向进口国转变。据此,关于中国左右世界整体谷物需求的极大可能性,已经众所周知。

在日本,在2007年度的食物自给率方面,按热量分类,与前一年度相比增加了1个点,达到40%,按生产额分类,与前一年度相比降低了2个点,为66%(引自农林水产省HP/“日本的食物自给率”),依然按照很低的食物自给率发展,这里所谓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多次成为各种议论的对象。

此次鉴于此类情况,对于作为东亚食物问题的重要事项的中日“食物的可持续生产”制定了特辑。由中国及日本最前线的评论者针对围绕食物的各种问题,基于最新的信息进行多方面的讨论。如果此次的特辑对于各位读者来说,能够唤起大范围的兴趣与关心,我们将非常荣幸。

日本的粮食及农业问题

粮食危机”的教训

这次的粮食危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我们证实了当供需紧张时,出现各国首先以本国为优先,通过出口管制囤积粮食的现象,并可能发展为非但贵得买不起,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的事态。遵循WTO(世界贸易组织)推进关税削减,导致担负大米等基础粮食生产的小规模农户倒闭的发展中国家,因无法获取主食而叫苦不迭。

如果出口管制是出于保障本国国民粮食的责任而为,就无法完全进行管制。既然这样,就要重新审视粮食依赖简便的国际分工的规则,仍须恢复在本国的生产。在日本,生产现场的疲敝在逐渐扩大,应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混乱,在未来并不是事不关己的事情。

随着以木屑和杂草为原材料的第二代的实际应用,对作为生物燃料的谷物的需求扩大,有可能逐渐结束,因此,考虑一下如何渡过第二代成为主流的这段过渡期为好。并且,原油价格的高涨,将促进包括生物燃料在内的替代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使能源供需逐渐得到缓解,原油价格高涨也得以缓和。原油价格稳定后,除非增加补贴金额,否则将谷物用于生物燃料是不合算的,因此面临对生物燃料的义务目标进行调整。并且也应考虑到新兴国家的“暴食”和伴随人口暴增的需求增加也是有极限的。另一方面,考虑到因生产品价格高涨,价格长时间低迷,导致增产技术开发处于停滞而增长缓慢的单产有可能加快以及非耕作地再利用的动向等时,对强调制约供需增加的见解也存有疑问。因此,很难认为全球性的粮食供需会一味地吃紧。这一点需要冷静地加以应对。

即,粮食价格不可能一味地持续保持上涨。价格将不断重复着上涨和下降,但问题是WTO促使粮食的生产·输出国的不均衡发展,一点需求变化就对国际价格产生巨大影响,因这种不安心理,导致容易出现出口管制,期待高价的投资基金的流入,而使价格涨幅更易提高。

 防备不测事态

粮食价格在不断重复着上涨和下降,但是一旦遭遇不测事态时,很容易出现出口管制,因此以此为前提,需要持有从平时起时常进行储备的观点,而实际上,欧美各国将此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始终推动着国内生产。

美国对外从不谈论粮食安全保障话题,但因此而认为美国不考虑这些事情就错了。美国始终保持着大幅超过100%的充足自给率,因此不需要在对外交涉中谈及自给率低下的忧虑而以,实际上美国非常重视粮食自给率与国家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这一点的最好例子是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演讲,他仿佛在讽刺日本一样,说到:“粮食自给关乎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始终能够保证这一点的美国难能可贵”,“能够想象无法自给粮食的国家吗!这是置身于国际压力和危险之中的国家”。

 通过战略性扶持,自给率超过100%的出口国

美国并不是因为具有竞争力才成为出口国,且自给率超过100%,而是通过对粮食产业的优厚扶持,始终确保超过国内需求的粮食生产,并且,将剩余粮食作为掌握世界各国人民温饱的武器,有效利用于战略用途。这是通过一面另外补偿农民收入,一面降低销售价格的“隐形”出口补贴这一“攻击性保护”所达成的。

认为日本的粮食生产受高关税和国内扶持的过渡保护,相对而言是错误的。如果是关税高的话,不可能到处充斥着进口食品,多得我们体能所需的60%要依赖进口,假若是关税低,只要国内补贴充足,能够确保足够的收入,应该也能够培养出从业者。在农业所得中的政府补贴(直接支付)比率方面,美国为5成前后,法国为8成,瑞士将近100%,相对于此,有数据显示,我国只有约16%。其他国家能够保持100%左右的自给率是战略性优厚扶持的结果,而日本则由于是削减保护措施的世界第一优等生,因此自给率才会下降,如此总结或许容易理解些。

 日本的自给率不是40→50%,而是40→30→12%?

WTO农业保护削减交涉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面向零关税的单纯国际分工中,无法应对因粮食供需紧张而出现的“出口管制”等事态,二是出口国保留自身的攻击性保护,却向进口国提出撤销关税的不合理要求。如果违背国家利益,需要具有像印度一样说出NO的勇气。当有悖本国利益时,美国始终贯彻说NO。到最后总是退缩的日本,被国际社会所轻视。

归根结底,现行的WTO规则还是不具备阻止逐步实现零关税这一趋势的功能。并且,两国至数国之间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继日澳后,日美,日欧之间也在筹备当中。这次的“食料危機”,通过若干安全性问题的浮出水面,被认为提高了对国产粮食的重要性的认识,但作为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发展之前的问题,在生产资材成本高涨,但生产品价格未能充分上涨的情况下,正如乳酪畜牧业的困境所显现出的,我国的粮食生产正在逐渐萎缩。如若再遭受双重打击,无法阻止贸易自由化趋势的话,认为舆论推波助澜只是表面之谈,与之相反,将无法阻止我国的粮食生产萎缩。

仅是日澳FTA的签订,以使40%的自给率降到30%,如接连签订日美,日欧之间的FTA的话,将与WTO下的自由化毫无差别,预计自给率将降至12%。就算出口产业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地区社会崩溃,国土变荒废的情况下,以能够便宜购买粮食为前提一往无前,是不是未来日本所应有的姿态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这并不是由农业相关人士决定,也不是由经济界来决定,而是应由消费者在内的全体国民决定,是关乎我国国家状态的重大选择。

 能否共享“农业价值”,得到国民支持?

瑞士的鸡蛋一个卖60~80日元,但并不输给20日元的进口蛋。这是通过国民对禁止鸡舍饲养,在田园自由自在饲养的鸡的价值肯定,以及鸡舍饲养的进口蛋虽然便宜,但并不是“正品”的想法所支撑。“买这个蛋,可以支持农民的生活,由此自己的生活也得到保障,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个小学女学生所作的回答,她的高度意识让人惊叹。并且,在欧洲,无法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中的部分,市民在将其作为在环境和景观维持等各方面受到关照的代价,应筹集资金另外支付的意识下,付以具体,详细的理由,进行充实的直接支付。

我国原有的含糊的“多面功能”论,被认为只是进行保护的口实。在我国,也应共享具体指标,例如生物多样性(蝌蚪,兜虾的数量等),水田的洪水防止功能,水质净化功能,虚拟水(假想进口农产品在日本生产时,需要多少水),碳足迹(表示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流通,消费,再利用为止的全过程中的CO2排放量),氮素负荷,农村景观等,有必要随着粮食保障,对国内的粮食生产所发挥的价值取得共识。

为了使人们理解未反映在价格中的粮食生产的各种价值,必须由生产方进行说明。让人们了解我国对农业的支持绝非是“过渡保护”这一事实的同时,不是说明“农户多么艰难”,而是亟需以具体指标提示国民整体所失去的东西,明确扶持的根据,强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支撑的信任关系,并努力将其反映在国际贸易规则当中。

希望日本的消费者除了狭隘的金钱方面外,也能够认同这种价值,理解这并不是在到处乱花钱。如此,生产者也能怀着对自己的社会责任(使命)的自豪感,致力于生产。并且,为了紧密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要求由政府建立直接支付等必要的扶持体系,持续支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

 农村政治改革的方向性

为使农村现场充满活力,尽量以低价,稳定地向国民提供安全,放心的粮食,需要什么呢?

首先,需要农业经营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自在地钻研创新,建立能够充分发挥经营能力的环境。农户不可以被政策所束缚。理想的是,让农户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措施。

毫无疑问,此时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是有力的战略之一,但是有必要认识到经营战略的多样性,只根据一种指标,比如规模等,对具有干劲的经营进行判断是很难的。

正如现在所听到的诉苦一样,由于许多大规模耕作经营,导致不能够阻止米价下降,使无法制定未来的经营计划,因此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立足于日本土地的不利条件等用努力无法填补的生产率差距等,如何构建使具有干劲的从业者获得最低保障收入的保障措施。

并且,从有别于扶持从业者的产业政策的角度出发,就基于包括半山区地区等在内的农业,农村具有的各种价值,继续保留农业,农村获得我国国民的支持的话,就必须对其大幅进行扩充,使这种社会政策性扶持真正成为如“车之两轮”一般的巨大支柱。

即,必须不断提高经营的自由钻研创新,同时提供坚实的支持,使农业,农村整体保持活力和持续性发展。

另外,有必要以明确的根据,尽可量具体的数字进行标示和议论,使全体国民也能看到其中的好处,并取得认同。

在大米的生产调整方面,有必要认识到所谓水田的全面有效利用,不是对生产进行调整,而是通过销售进行调整,以提高现场自由度的趋势。如果得到发展的话,主食用米的过剩压力将得到减弱,从结果来看,将无需再进行分配,主食用米,米粉用米,饲料米,生物燃料米,麦和大豆等,水田里种植什么用途的大米或是种植其他作物,可从不同的补充体系选择符合自己地区和经营的作物,创建引导适地适作的体系。有关生产调整的各种议论,并不是对立的构图,有可能为达成共同目的而收敛。

最后,在制定政策之际,立足于创造政策的是农村现场,是消费者的观点,从现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消费者的支持这一角度出发,需要尽快确定简单却抓住重点的有效率的对策。并且,关联团体和组织,有必要具有“组织为组织而工作,组织必将瓦解,为站着的人们工作才能使组织得以持续”的观点。

简历

铃木宣弘

东京大学大学院农学国际系  教授。

1958年生于三重县。198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先后在农林水产省工作及九州大学任职,自2006年起担任现职。专业是农业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论。粮食、农业、农村政策审议委员会委员(代理会长,企划部会长,畜产部会长,农业合作部会长)。主要著作:《当代的粮食及农业问题从误解到解决》(创森社,2008年),《日澳EPA和日本的粮食》(筑波书房,2007年)《食法改变地球――食物里程与食、农及环境》(共同编著,创森社,2007年),《超越农业的使命WTO》(全国农业会议所,2006年),《FTA与日本的粮食农业》(筑波书房,2004年)等。

专题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