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 从JST的火灾训练看日本的防灾抗灾

“叮―，叮―，起火了！起火了！

八楼办公室起火了！

电梯危险，请勿乘用！

请低下身子，尽快逃离！

请用湿毛巾或手帕捂住口鼻，迅速从楼梯撤离！”

10月24日上午10时，安静的《客观日本》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突然响起了紧急广播——一年一度的“消防训练”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正式开始（图1），附近的东京都麹町消防署也前来指导。

“请9楼人员从楼梯快速撤离！”，“请8楼人员从楼梯快速撤离”——广播不停地指示各层的办公人员按顺序撤离。指定楼层的做法可以做到快速安全，避免拥挤踩踏，出现二次灾害。

图1 大家等待疏散引导员确认逃生通道的情况（照片：编辑部）

演习内容包括疏散演习、灭火演习、灭火器使用训练和急救训练四大块。演习严格按照防灾要求分工，除了被疏散人员外，还有事先指定好的五位职能人员。“通报责任人”由公司中高层领导担任，出任疏散演习的总指挥，负责与收集辖内区域受灾情况的消防队或危机管理办公室联系；“通报联络负责人”一般由办公室秘书或中底层领导担任，不能由通报责任人兼任，主要职能是根据通报责任人的指示，向消防队或者消防署具体通报情况；“初期灭火负责人”在消防队到达现场前负责尽可能控制火势；“疏散引导员”负责紧急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状况确认、人员疏散引导、疏散前后人数清点以及防火隔断门帘操作等；“应急救护员”具体执行对负伤人员的应急救助（图2）。

图2 整个大楼的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到楼外整齐列队（照片：编辑部）

每一个新员工进入JST工作的第一天，就会收到一个应急背袋。背袋本身采用隔热材料，被设计成简易背包，表面有荧光安全条带。背袋表面备注了持有人住址、姓名和血型三个基本信息。背袋内装有压缩手套一副、压缩毛巾一条、折叠式安全帽一个（图3-A）。折叠式安全帽只需从两边轻轻一压，即可进入可使用状态，力量较小的女生用起来也毫不费力（图3-BCD）。虽说折叠式安全帽操作简便，并附有图文并茂的使用说明，但事前熟悉一遍使用流程还是必需的（参见视频1），以免灾难真正发生时手忙脚乱浪费宝贵的逃生时间。详细操作流程参见视频2。

图3 应急背袋及折叠安全帽展示（照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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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折叠式安全帽还真有点手忙脚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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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练习一下，再次使用时就变得很熟练了

疏散以后，除了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演习外，包括AED实际操作的急救训练也是重头戏之一。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全称自动体外除颤器，又名自动体外电击器、自动电击器、自动去颤器、心脏去颤器、傻瓜电击器等（图4）。和大部分人通过影视作品误导宣传获得的印象不同，AED的工作原理不是激发心脏起搏，反而是让心跳“骤停”。AED的适用对象并非是没有心跳的人，而是心率不整、心肌细胞不规则兴奋、没有血液输出的伤病伤员，换句话说，如果此时用心电图检查显示的不应该是一条平直的线，而应该是心室颤动的波形。利用AED为伤员实施电击（电复律），以强电流瞬时通过心脏除颤，迅速配合连续CPR（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心肺复苏），使心脏通过按压恢复正常跳动。

图4 急救演习中使用的人偶和AED套装（照片：编辑部）

一般认为，心室颤动和无脉性室性心动过速与心肌梗死等造成的猝死关系密切。实施除颤是恢复正常心跳唯一且最有效的方法。心室颤动时，每晚一分钟除颤都会导致死亡率升高7～10%（《AHA美国心脏协会指南2002》），所以实施AED除颤的最初四分钟又被称为“黄金四分钟”。日本在所有大量人群集结的公共场所，如学校、机场、车站、体育馆、购物中心等，都会配备一台或多台AED。而且自2004年度7月起，非医护人员在日本国内也可以使用该设备用于急救。在中国大陆，近年配备AED的场所也零星出现，但仍局限于进行过培训的专业人士使用。

虽然AED适用人群是处在无意识、无反应、无呼吸、无脉搏状态的伤员，但消防训练员补充解释，现在的AED都有智能判断功能。当非专业人员很难现场判断伤员状况时，可直接先使用AED。AED启动后会自行检测判断伤员体征情况，并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电击。现在的AED电池可以重复使用30回以上。

根据消防训练员的指导，当遇到休克昏迷的人士时，按照下列步骤实施急救（图5）：

1. 拍击伤员双肩，并呼喊“先生先生/小姐小姐，你还好么”，确认是否有意识；

2. 若无意识，则先寻求一名路人或自己拨打119；

3. 寻求另一名路人取来AED；

4. 实施CPR心肺复苏：双手重叠至于双乳间胸骨上方，双肘打直借身体重量下压，下压深度约5厘米，每分钟下压约100次；

5. AED到达后：除去伤员上衣，将两个贴片分别贴在右胸上方和左胸下方，如有金属项链等饰物必须取下或撩至一边，再次确认伤员处于需电击状态并且没有任何旁人触碰伤员后，按下AED启动按钮；

6. 迅速且不间断实施步骤4直至救护人员到场。

图5 使用AED和实施CPR急救训练现场（照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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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外心脏按摩和使用AED为伤员贴上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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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AED启动按钮后会自动开始电击

参加完急救训练，编辑部同仁都表示这样的训练看似普通，其实练与不练大不一样。联想起10月12日第19号台风“海贝思（HAGIBIS）”登陆日本时，台风中心最大风速55米/秒，最大瞬间风速75米/秒[1]，降雨量也创下了日本关东和东北等地区观测史上最高降水量记录，多条河流决堤，导致有600栋住房被洪水全毁， 3123栋住房半毁， 4786栋住房部分损坏，房屋进水33121栋，地板下进水35960。另有333栋公共建筑以及1558栋建筑损坏，可见灾害之大，但是人员伤亡却控制在了死亡90人、失踪8人、重伤38人、轻伤409人（截至10月27日）相对较少的状况，这与平时的训练有素有很大关系。

与第19号台风相比，1959年发生的伊势湾台风与其强度相仿，但却造成4697人死亡、401人失踪、3万8921人受伤（《消防白皮书》2008年版），由此可见日本防灾的进步。

从伊势湾台风到第19号台风，前后正好一个甲子，日本成功地大大降低了人员的灾害。自然灾害的防治并非一蹴而就，祸来如山倒，整治如抽丝。有些地方，仅需一个工程，就能让数千年旖旎风光一朝变的旱涝灾害接踵频现；有些地方，治理了数十年，依然如同两千年前江河如期泛滥、年年城内跑船。2019年10月15日，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发布纪念研讨会”。中国第三海洋研究所副主任蔡榕硕教授（图6）也指出，如果第19号台风这样强度的台风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后果不堪想象[2]。

图6 IPCC研讨会上中国第三海洋研究所副主任暨教授蔡榕硕（中央）

那日本具体是如何防灾减灾的呢？

在伊势湾台风灾害发生的第二年，即1960年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将每年9月1日定为“防灾日”，1982年更将9月1日所在的星期定为“防灾周”。防灾周或防灾日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灾害知识科普和防灾演习活动。包括政府、地方团体和其他相关组织都会采用开展防灾训练、表彰防灾先进个人、举办防灾意识讲座等方式，让普通民众加深对台风、海啸、风暴、地震等各类灾害的认识，并加强对灾害的积极防范意识。选择9月1日是因为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震灾，这场地震是日本有记录以来严重程度仅次于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的自然灾害，共造成了超过10万5千人死亡或失踪。

各种防灾训练活动除了在防灾周期间集中举办之外，各地消防部门也会和各界团体合作，在全年不同时间面向不同群体免费开展防灾演习，每年元旦期间各地方城市都会进行消防演练（参阅相关链接[3]、[4]、[5]、[6]），其中尤以东京都的规模最大。再比如本次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和东京都麹町消防署联合举办的消防训练。

除了“防患于未然”，进行系统的防灾科普教育和避难演习训练之外，日本的防灾事业还有“两把斧”。

第一把斧：“磨刀不误砍柴工”，完善的工事和预警系统

10月15日的IPCC《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发布纪念研讨会上，蔡榕硕教授就对日本所采取的出色护岸对策、排水对策和早期警戒系统等给与了高度评价。加大系统研发力度，对灾害进行科学预警、过程模拟与风险评估；建设预见性的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强大的基础设施保障“海绵城市”的正常运行；不断升级自上世纪初即开始实施的国家级房屋建筑标准，不断修订《建筑基准法》，房屋抗震级别也从最初的1.0阶段发展到目前的抗震级别4.0；因地制宜设立众多便捷避难场所，中小学校、公园、绿地配备灾时饮水供应；企业研制琳琅满目、简便美味的保质期动辄五到十年的抗灾应急食品和饮料，绝大多数机构、家庭和急救药箱一样常备和定期更新应急食品。

素有“地下神殿”之誉、成就东京都“海绵城市”之名的世界最大规模地下排水系统—首都圈外围排水道，则是日本防灾基础工事的扛鼎之作。排水道于1993年3月正式开工，2002年6月部分启用，2006年6月全程贯通。隧道部分总长6.3公里、直径10.6米，考虑到未来城市建设，尽可能避免影响地面土地开发并避免隔断地区地层，16号国道地下50米深处。隧道连通第一到第五竖井，每座竖井约70米深，内部直径30米，可以容纳一架航天飞机或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图7）。

图7 首都圈外围排水道第二竖井横断面示意（图：国土交通省）

首都圈外围排水道的调压水槽建于22米深的地下，长177米，宽78米，高18米，也是彩龙之川参观见学的最热门景点（图8）。调压水槽正上方的地面是足球场，内部共有59根直通天棚的巨大支柱。每根支柱为长方体，长7米、宽2米、高18米，重约500吨。支柱做重的目的并非为了支撑上方重力，相反地是为了增加重量抵抗排水道外部地下水的浮力，防止整个水槽上浮。

图8 首都圈外围排水道调压水槽（照片：国土交通省）

第二把斧：“未雨绸缪”，健全的政策法规体系

如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参事官白刚教授（现任中日人文交流中心理事长）所言，从自然灾害来看，“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每一次跌倒，不仅要从原地站起来，而且要抓起一把沙子。日本总会及时总结惨痛教训变成法律条文，惠及后来人。

二战结束后，每一次重大灾害的发生，都必然紧随日本防灾政策体系的迅速对应升级。1959年9月26日，当时为止最大的自然灾害——伊势湾台风发生后，日本政府迅速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1961年），设置了例行“中央防灾会议“（1962），出台了《防灾基本规划》（1963年），是称”防灾1.0“。

1995年1月17日，阪神/淡路大震灾（Mw6.9）致6437人死亡、 43792人受伤（2019年4月12日，内阁府白皮书）。“防灾2.0”出台，完善了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并先后通过《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建筑物耐震修改促进法》及《受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

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日本有史以来观测到的最大级地震——东日本大震灾（Mw9.0）。地震引发40.1米高的海啸并导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合并致使2万2252人死亡、6233人受伤（2019年4月12日，内阁府白皮书）。“防灾3.0”公布，首次导入“减灾“理念，所有预防措施提高到之前“意想不到“的最大级别灾害发生推定下，修正了水防法和核能政策，并成立核能规制委员会（2012）。

2016年底，日本内阁府提出了综合众多防灾专家提案的《防灾4.0—未来防灾体系构想》(图9)。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非自然灾害发生后，对防灾体系的一次主动升级。在具体落实更多减灾政策之外，“防灾4.0”主要着眼于地球变暖趋势下日益严峻的各类气候异动，着力于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防御网络及自律体系的构筑，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防灾新常态。